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孔子故事 1、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 司马迁《史记》有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公元前489年,楚、吴两国陈兵陈国,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负函(今河南信阳)成为前线。居于负函的孔子师徒不得不告别于对他们礼遇有加、勤于问政的楚大夫叶公,接受楚昭王之聘,准备前往楚国都城郢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麦浪翻滚,稻谷金黄。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回等高足,沿大别山经邾国准备前往郢都。他们乘着马车,奔驰在古栈道上。沿途风光,饱览无余:农夫在田间荷锄劳作,牧童在山间牧牛牧羊。一条条河流弯延曲折,清澈见底;一行行树林绿荫遮日,一片片竹林随风摇曳;一座座村庄紧密相连,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间,间或听到悠扬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天黑了,他们便寄居在附近的村庄,或者找村民了解当时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搜集民歌、民谣,或者举办讲坛,探讨宣讲高深的“仁、义、礼、智、信”之道。有时也在某个村落驻足二、三天以采风。 一天,伴随着阵阵蹄声,漫漫尘烟,他们来到了新洲道观河南面的旧街境内。只见大崎山似美女横卧于蓝天白云之下,风高林茂;沙河漪澜清清,流水潺潺;狮子岩如猛狮踞伏,气吞日月。这里山色迷蒙,湖光潋艳,鸟语花香,好一片人间仙境。走出街南不远,车夫突然勒住缰绳,马儿长啸一声,车子停下了。 孔子问道:“何故停车”车夫答道:“前面有一群小孩挡道,夫子。”“让他们让道。”“小孩,你们见马车来了,为什么还不让道”子贡跳下车,没好气地说。“凭什么要我们让道,你们不能走其它的道吗”一个似乎是领头的小孩答道。子贡怒目圆睁地吼道:“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告诉你,这是孔夫子的车!” 听到子贡与小孩发生争执,孔子无奈只得亲自下车瞧个究竟。见到仪表堂堂、儒衫飘逸举止优雅的一位长者,小孩们毫无惧色,不以为然,继续用石块垒筑他们的“城池”。 孔子抚摸着一个俊俏的小男孩的头,和颜悦色地说:“小公子,请你们将石块搬开,让我们过去行吗” 小孩仰望着孔子说:“我们正在筑城,恕难从命。” “那好,我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不出来,你就给我们让道。”孔子思忖,要以“礼”服人,对小孩一视同仁。 “你出吧,”这个小孩心想,我是东周守藏史老子的高足,你还能难倒我 “你听好了,”孔子问:“父母与夫妻熟亲”“夫妻亲。”小孩答道。 “不对,父母亲。没有父母哪有后代!”“夫妻亲,没有夫妻,哪有父母!”他们各执一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父母亲”、“夫妻亲”反复了二遍。 子曰:父母者,衣食也。父母从小抚育儿女,衣食住行、吃喝拉撤、教育成人、传道授业,那样不操心!父母当然亲。 项橐还之以颜色:夫妻也,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同眠共枕,相濡以沫,爱意绵长,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一日夫妻还白日恩呢!当然夫妻亲。……。 孔子想,我孔丘名闻天下,称圣华夏,今天还说服不了一个小孩,“是可忍,熟不可忍!”转念一想,“君子无所争”,我气度如海,有容乃大,不与小孩一般见识。便拿掉大儒的身价,搭躬施礼道:“神童在上,老夫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身,万望高抬贵手,给我们借道。” 小孩理直气壮地说:“请问先生,自古以来,是城应让车,还是车应让城” 子路说:“你这是什么城池,只是小孩的游戏!”“就是城池!” 缰持了一会儿。小孩自知理亏,便问道:“你们有什么要事吗”“周游列国,传道授业啊。”孔子说。 “传道授业就得有一套本事和才学,那您知道一些什么呀”孔子答道:“不是老夫夸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 小孩说:“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那我问您,您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说道:“眉毛本人又看不见,怎么能知道有多少根呢” 小孩灵机一动,接着问:“嫌看不风,天上的星星能看见,您说有多少颗” “天上的星星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怎么数得过来呢”孔子为难地说。 小孩笑道:“啊,您又嫌多,那太阳只有一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玉环,什么时候离我们近什么时候离我们远” 孔子想了半天,喃喃地说:“这个,这个……还真不知道。你乃神童,惟楚有才!还望多多指教。” 小孩说:“指教不敢,我现在正忙着呢,咱们后会有期。”这时弟子们都在嚷道:“师傅,咱们走吧!”孔子只得朝小孩躬躬首:“后会有期!”心里想着,这些知识还真没好好研究过呢!随即令车夫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不料,行进约一公里后,因刚才转弯过急,车轱辘折断了。孔子无奈,让子路到前边的村庄去借一把斧子修理。 子路急步来到前边的村庄,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屋里织布。子路恭敬地说:“大婶,请向你借一件东西。”那女子还未等子路把话说完,已转身从里屋拿出一把锃亮的斧子,“给你!”子路惊呀不已,她怎么知道这是要借用斧子!妇人微笑着说道:“你不是要借一个“东西”吗‘东’是东方甲乙木,‘西’是西方庚辛金,斧柄是木做的,斧子是铁做的,‘金’乃铁也。你是要借斧子吧!”子路拿着斧子跑回停车处,并将刚才的事情诉与孔子。 孔子听后,慨叹不已。刚才遇一聪颖孩童,现又遇一村妇,不仅乐于助人,还十分聪敏。不禁赞曰:楚乃藏龙卧虎之地也! 那个难倒孔圣人的小孩乃是项橐。《战国策•秦策》云:“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俗文学作品《孔子项橐相问语》流传神州大地,也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俄罗斯等国。《三字经》中亦载:“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因之,孔子与项橐对问系千古美谈。因湖北鄂东方言言某人喜欢巧舌争辩为磨嘴皮子,故将孔项对问之地命名为磨嘴磐,将孔子绕道修车的地方称为回车埠,以纪其事。 2.一时风欺竹,连江雨送秋。鱼游浪影沉,晒书佚事留。 长沮、桀溺虽归隐山林,但并不闭目塞听,他们知道:鲁哀公曾问过孔子:“鲁国之乱,源于季氏,大家都明白,然而,为何越明白越乱呢”请孔子指点“迷津”。孔子当时答道,“因为你只是明白一国、一人,而不明白天下。”可见孔子是知而不迷。长沮的话中隐语:孔子既知鲁之“迷津”,也必知楚之“迷津”,故不以渡口相告。孔子一行只好找别人打听。他们来到渡口,见有一老翁在摆渡。子路说:“船夫,请将我们渡过河。” “行,请驾好马车,都上船。”船夫用竹杆吃力地撑着,马儿在水中随着木船过河,马儿会游泳。 船到河心,突然大风骤起,木船在波涛中颠簸摇晃,船儿忽高忽低,象一个醉汉似地立不稳,一船人都失去了重心。整船人和马车经不住这种颠簸,伴着风吹浪涌,船一歪,就翻落到河中。孔子师徒等人众都成了落汤鸡,掉入水中,衣服全湿透了。人落水问题还不太严重,这时的南方还不冷。可惜了我的那些书,孔子喊道:“快救我那些书!” 民间有谚:孔夫子搬家全是书。孔子一生发奋好学,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走到哪儿都携带着很多书。 古时的书,其实都是一些竹简上刻或书写的篆字,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都在其以后许多年。 在众人的一番折腾下,马车被推上了岸,书也被捞上来了。但是,那些书全被水浸湿了。孔子心中焦急,四处张望,欲找一个晒书之所。还是颜回年轻,眼尖,“瞧!对岸有一座山丘。”那座山有300多米高,四面无倚,独凸而立,顶部平坦洁净,足有二亩见方。孔子憋皱的眉头舒展了,此时秋高气爽,阳光直照山头,很好晒书。弟子们很快将被打湿的书搬到山顶,铺开晾晒起来。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子路、子贡、颜回也不顾斯文,脱掉长衫,拧干晾晒。 经历了刚才的一番折腾,孔子站在山顶,俯瞰潺潺流水,不禁仰天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可惜的是这儿没有桥,此处要是有一座桥就好了,过往行人就不会如我等受涉水之苦了!” 随后,孔子师徒落坐于两丈多长的长石上,稍事休息,以等书晒干。子路回想起近段的行程,种种不幸,不禁发起牢骚,口里念叨: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习礼时,宋司马桓魑欲杀师傅;在于野被陈蔡大夫围困三日,粒米未进,很多人都饿病了;上午在旧街让项橐毛孩戏弄,下午又人车落水,真是不幸,可谓“风刀剑树严相逼”。 孔子宽解道:“天降大任于我等,实现周礼,天下归仁,任重而道远。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在所难免。我们必须坚韧弘毅,矢志不移,死而后已。” 孔子师徒当年晒书的山就在今问津书院的后边,山势平坦,有茂林修竹,茵茵庄稼,被称之为晒书山。孔子当年坐过的那块长石被称为“坐石”,周边还有后来他们驻足讲学时供研墨行文之用的墨池、砚石。墨池即离坐石不远处的小溪,溪边石黝如墨,故名墨池。临池石刻上刻有“墨池”两字,尽管年代久远,仍依稀可辨。池边一石,形如砚台,如天作之合。每遇天气变化,即有“墨水”浸出,池水久旱不涸。 3.孔子读《易》 季一举 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自鲁赴卫开始了他周游列国之行。目的是推行他“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由于不合时代潮流终致失败,于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返回故土鲁国。在外历时十四年之久,时年孔子已六十八岁矣。此时孔子在鲁国除了继续教书育人外,在对《五经》进行编纂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他对《周易》深入研读。后人形容他对“易经”精读之勤,有“韦编三绝”之说。就是指他经常翻动书简,致伎把贯穿书简的皮带弄断了多次。 由于他的苦心钻研,而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读“易”心得。后人称作易经的“十翼”从而对《易经》的内涵作了全面的解析和评论,把原本纯占卜记事的书,飞跃至人文学说地位,最终成了一本极具哲理的巨著,并冠以《六经》之首。 如“文言传”和“系辞上下”充满了哲理,表现出他那洞察时事、人生的睿智。如:“文言”中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该爻辞潜在的含意是:有刚健中正的伟人,其事业如日中天并具统治地位,为了恩泽万物,普济大众,应有选贤任能的职责,而有作为的人也应予以辅佐,以造福万民。而孔子对这一爻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向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就是说:同类声调会产生共鸣(鸡叫只能唤起群鸡共鸣,绝不会引起驴叫),同类气息相互吸引(公狗只会找母狗,决不会求爱于猪),水往低湿处流淌,火往干燥处蔓延……依赖天空(如阳光、空气)的向上发展,依赖大地的向下扎根,是万物各依其类别,相互聚合的自然规律,揭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这是孔子智慧的结晶,流传千古。 又如“否爻”九五卦辞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本意是:要警惕危难的产生,王公贵人要时刻放在心上,才会吉利,危险啊,危险,国家的命运好像系在柔弱苞草、桑枝上一样,随时都可能堕亡! 孔子对这一卦辞则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可保也。”这就明白向后人警示:“安于其位的人而失去警觉,危险就会产生;保存自己而措施不当,就会埋下祸根,安享太平而思想麻木,社会动乱就会接踵而来。为了避免上述的恶果,就得倒过来,要求君子在安稳时不要忘记危险,在安全时不要忘记危亡,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动乱,这样,自身才能安稳,国家才能保全。” 孔子在这里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了“居安思危”这一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仅以上举例便可窥见,孔子读《易》读出的心得确是伟大创新。 主要弟子 言偃(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子思(前483-前402)战国初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相传是曾子的学生。早年一度居卫,游学齐国,曾困于宋。晚年返鲁,甚受鲁穆公尊礼。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以“中庸”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强调“不诚无物”。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残。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均为其著作。墓在今曲阜孔林中孔子墓偏东。 孔子思想定位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终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的先驱们,冲破重重旧思想的束缚,通过与世界的了解,打破了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