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属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道光二年(1822年)二十八岁时中举,至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四年方考上进士,这时他已满五十周岁了。他早年学过王守仁的心学,以后跟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接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注重经世致用。他与林则徐、姚莹、龚自珍等相友好,特别是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中举后的十多年间,曾先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修《皇朝经世文编》和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改革,已擅长经世学而知名。
在禁烟问题上,魏源积极支持严禁派,主张对鸦片的输入与吸食采取严禁的措施。他指出,鸦片是“民财之大漏卮”,认为“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①,必将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又指出:鸦片烟“醉我士女如醇浓,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②,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以后他在《海国图志》中更指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因此他要求严厉打击鸦片走私贩和坚持不改的鸦片吸食者,以收“惩一儆百”之效,并痛斥弛禁派是一伙不顾国家兴亡的民族败类。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坚决主张抗战,当时他在浙东沿海,随后加入署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预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正当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他写成《圣武记》,记述了清皇朝前期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企图以此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抗外来的侵略。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悲愤至极,从而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而欲“知夷情必(先)知夷形”。还在战争进行时,他就曾到宁波亲询英俘安突德,据其口供写成《英吉利小记》,以后他又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西洲志》的基础上,参考历代史志,广泛搜集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史地著作、地图,编写成当时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十二月完成五十卷本,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六十卷本,刊行于扬州。到咸丰二年(1852年)又增补成一百卷本,刊行于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县)。《海国图志》不仅介绍当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历史以及科技发明等,而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一套战略策略。与此同时,他写成《夷艘寇海记》(以后略有补充,被后人附入《圣武记》,题作《道光洋艘征抚记》),对鸦片战争的发生和经过作了忠实和全面的记载,无情地揭露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暴露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失败,痛斥投降派的无耻卖国;同时态度鲜明地肯定和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爱国将领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作用,给后人留下了鸦片战争的当代信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魏源参加礼部会试,中第十九名贡士,由于当事者说他的试卷不工整,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补行殿试才成进士,同年八月分发江苏,任东台县知县,道光二十七年入江苏巡抚陆建瀛幕,旋任高邮州知州。二十八年游历了东南各省,亲到澳门、香港等地访查收集有关资料,增补《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至扬州,魏源倡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天国。不久,因宿怨故被人弹劾“迟误驿报”而免职。咸丰四年,清廷恢复他高邮州知州职,魏源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辞而不就。晚年,隐居杭州,潜心学佛,思想趋于消极,“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咸丰七年(1857年)病死于杭州。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和诗人。 他和龚自珍一样,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④。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⑤,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⑥,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⑦,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震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⑧,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⑨。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⑩。在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此外,魏源在《海国图志》、《圣武记》中还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他尖锐地指出:“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侵食东南”,提醒人们在反抗来自沿海的入侵者之外,不应忘记在大陆北方所存在的威胁。 综上各点,魏源不愧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先进人物。魏源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外,尚有《元史新编》、《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等。近年中华书局所编《魏源集》选录了他的短篇论著和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