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未解之谜》第73章

　　此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纺织术是在距今约5000至10000年前，即农业文明开始之后才出现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奥尔加。索弗博士及其同事说，他们分析了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发现的90多块旧石器时代的陶土碎片，发现上面有纺织物印痕。这些痕迹展现了多种纤维编织技巧，包括缠结、平织等编织法。其中平织必须使用织机才能做到。由此可见，狩猎时期的原始人已经拥有精良的纺织品，而不是人们原先想像的那样只有兽皮可穿。

　　根据这一发现，索弗等人对在欧洲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期女性塑像也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塑像头上有一些像发辫一样的缠结物，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发式。索弗博士说：“现在看来，说它们是帽子更为贴切。”

　　5.数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新加坡大学已经退休的数学教授林来永最近研究后发现，其实最早发明计数方法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中国人。不过中国人没有把这种方法用书写的形式表达出来，而被阿拉伯人抢了先手，否则现在的阿拉伯数字可能就被叫做“汉数字”了。

　　林来永此前已经获得多项关于远古数学研究的奖项。林来永的这个观点向传统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发明现代算术”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经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后认为，早在公元前475年，中国人就发明了代表数字1—9的方法，中国人发明数字比其他人早了1000年。在公元前475年，中国的大部分人像小贩、学者和官员等都已经用一种排列竹签的方式来表示数字1—9.人们本来以为“0”这个数字是印度人在公元600年发明的，事实上比印度人早1000年，中国人把竹签排成一个四方形，就相当于“0”。这种中国古代的计数方法中，只要把9个代表1—9的竹签放在一个框里面，那么什么数字都可以表示出来了。

　　到了13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用竹签来解决更先进的数学问题了。林来永查阅了复杂的古文，指出在5世纪和9世纪，中国的竹签计数法通过丝绸之路而向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传播。阿拉伯人最早在公元825年才写出了一本数字书，但是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就已经有了一本关于竹签计数法的书《九章算术》了。

　　到了16世纪末，由于算盘的发明，竹签计数法开始消亡。林来永惋惜地认为，可惜中国人没有把他们的竹签计数法改变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形式，否则世界数学史将要改写了。中国不仅发明了计数方法，而且还发明了数学上的幻方问题。

　　相传，大禹治水时，洛水浮现神龟，背负洛书，大禹根据它划分九州，制定九畴，于是天下一统，归于大治，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随即诞生！洛书从此成为吉祥的象征，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洛书被世界公认为组合数学的最早史料，由它发端了数学上的幻方问题。并在组合数学、图论、群、对策论、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工艺美术等等领域得到应用。

　　1977年，它更作为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沟通的语言被宇宙飞船携入太空！幻方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它的构造。

　　但是，4000多年来，一直未有一个奇数阶偶数阶的“统一”构造出现。不久前，斑竹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如果用非数学语言去对统一构造进行最简单的描述，那就是：“心心相印，以心换心！”《龙颂》主页借重这一“统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幻方在中华文明发祥之时于治国安邦上“九州一统”的吉祥寓意，有机地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民俗文化相结合，于一图之中演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抗争与崛起的历史，亦庄亦谐，如诗如画，其内涵与趣味妙不可言！斑竹还专门来对任意阶幻方统一构造感兴趣的朋友准备了“幻方构造”栏目。《易经》与《易经》中的重要图式洛书不是神物，但是采用借鉴、联想等等思维方式，人们不断从蕴含在其中的辩证、逻辑、类归、数学等等思想中得到启发，推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6.纸莎草船能远航吗20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马洛温教授从查加尔巴扎尔一处有6000年历史的部落遗址，发掘出一只学名叫卵黄宝贝的小贝壳，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的贝壳。而查加尔巴扎尔的遗址位于远离海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面对这只贝壳，他越看越觉得好奇有趣，它出土在离原产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有着6000年的历史，如果贝壳能说话，一定能讲出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它是怎样来到查加尔巴扎尔的，为什么来到这里？

　　其后的考古学家们，经过50多年的努力，最终由挪威的一位专门研究古代船只及人类学的专家海伊达的试验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答。海伊达是从吾珥出土的图章上看到纸莎草船的样子，从而想到，这种船很可能是当年航海商贾使用的货船，很可能是它扬帆远航，沟通当时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的。

　　几十年来，在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不少器物和记录的文字，可以证明远在4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有效的繁荣贸易网。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是“迦莱底的吾珥”，当年希伯莱族长亚伯拉罕便是从这里出发周游各地的。吾珥位于幼发拉底河畔，距波斯湾西北尽头只有几公里，吾珥商人当时用泥板记帐，不少泥板一直保留至今，从这些泥板上，可以看见那时这个城市繁荣商业的一面。吾珥是商旅来往频繁，货物集散而川流不息的港口。当地贸易由一帮乘船往来做买卖的航海商贾操纵，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船。他们将吾珥制造的布匹和衣服等本地商品，运往一个叫作帝门的城市，在那里换取吾珥迫切需要的铜。

　　考古人员在一位名叫亚纳西尔的商人所拥有的房屋遗址，发现了一块泥板，上面记载着收到帝门运来的一批铜，包括后来这批铜如何一点一点地售出。当然，他们的交易并不仅限于铜，还有一块相当购物清单的泥板，上面列着纯金、青金石、象牙及象牙制品。还有眼部化妆用的油彩、木材、珍珠等昂贵的奢侈品，这些物品在古代肯定也是价值不菲，它们都不是吾珥或附近地区的产品。可以想像得出，吾珥和帝门之间贸易频繁，帝门这个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猜测帝门这个城市在哪里，一些考古学家们猜想它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就是如今盛产石油的地方，这个猜想最终由英国考古学家毕比给予了证实。毕比在巴林岛的北岸发现了一个古港口遗址，从港口出土的一些器物中，找到了几枚当年用作登记运输货物种类的皂石雕刻的图章。毕比于是把这些图章的说明图样，寄给丹麦阿尔路斯的一位希腊罗马考古学家。这位丹麦的考古学家研究后回信证明，这些图章和1930年在吾珥出土的一些图章相同。这可以说明当年吾珥与帝门两地商人，确实穿过波斯湾进行交易。然而更让人惊骇的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谷的摩亨约一达洛城废墟下，也找到了同样的图章，而这里距吾珥以东几千公里，要经过印度洋穿过波斯湾才能到达。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贸易网，有出海运输物资的货船，只要证明当时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吾珥和帝门商人的贸易活动就能远及印度次大陆。以后陆续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的商客确实曾到达过印度。在吾珥发现的一些记录贸易的泥板上，还提到了玛甘和麦鲁哈这两个地方，可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却不得而知。有人估计，玛甘可能在波斯湾北岸，就是如今的伊朗；麦鲁哈应当是吾珥需要的贝壳和象牙的原产地，所以应该在印度洋岸更深入印度河的地方。麦鲁哈也很有可能就是摩亨约一达洛城。在帝门曾出土过五个打磨精细的石制小砝码，是一种外表像燧石的石英制成的。这些砝码与从前摩亨约一达洛及其姊妹城哈拉帕所使用的，无论在形制和重量上都相同。麦鲁哈发掘出的其他器物也同帝门及吾珥两座城市有关系，表明摩亨约一达洛就是帝门和吾珥两地居民称作麦鲁哈的城市，是离他们几千里的海外贸易伙伴。

　　为了证明这一切，1970年海伊达在底格里斯河畔靠近吾珥城的地方，利用底格里斯河畔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沼泽地带、阿拉伯人用来盖房子的纸莎草，动手建造了一艘巨筏般的仿古纸莎草船。纸莎草是一种毫不起眼的植物，却有另一种伟大的功能。这艘船被命名为“底格里斯”号。海伊达懂得如何制造这种船，也懂得这种船肯定能经风浪，他乘着这条纸莎草船经过了一次十分艰险的航行。“底格里斯”号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驶进波斯湾，抵达帝门，然后从帝门航向印度河的摩亨约一达洛，最终开往非洲东岸的吉布提港，“底格里斯”号吃水仅一米，可以在河流中行驶，也可以穿过帝门港外的浅滩。就如海伊达想像中的那样，纸莎草船很实用，有装载能力，在海洋上航行经得起风浪。当海伊达的草船抵达印度河时，看到这里沿岸也长满大片纸莎草。和底格里斯河畔的纸莎草基本一样，也可以用来造船，可见当年的摩亨约一达洛人，有着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相同的资源条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