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未解之谜》第100章

　　旧时当地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文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等内容。然而，这种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惟一女性文字”的语言活化石，竟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神秘天书曾误为“密码”

　　“永州之野产异蛇”，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为后人留下了对永州绣在丝帕上的女书：“祝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活快乐美满幸福”的印象。隶属于永州的江永县位处湖南南陲，与广西接壤。今人瞩目于永州，是因为当地有被妇女称为“长脚文字”的“女书”。“女书”究竟源自何年何月，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只知道这是“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年代的事。64岁的何静华阿婆的儿子打小便知道，连汉字都不识、只会说瑶寨土话的母亲，掌握着一门神秘的“外语”，但在这位能读会写汉字还能念洋文的大学生眼中，母亲的“蝇头小楷”依旧是本“天书”。他解释，这原来就是女人才知道的东西。家住江永县铜山岭农场、65岁的何艳新老太，同样也没有女书发源地：江永县普美村打算将小时候从外婆那儿“得道真传”的识“天书”本领，传给家中的男性。“老传少，母传女”，已成为世世代代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男性知道神秘“天书”写了些什么。解放初期，当地妇女用“天书”通信，被下乡的外地工作人员误以为是什么“密码”，一度禁止使用。

　　●绝世无双的女性文字“从看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可以抛掉其他的一切了。”80岁的语言学家、中南民族大学谢志民教授掩饰不住孩子般的兴奋。谢老回忆道，1982年底，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哲学教师的宫女书字符与汉字的对照哲兵在江永县带领学生考察民族文化时，带回了一些写有奇特文字的手抄本、纸扇和花带，“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我最初将它推断为汉语古文字的变异”。从此，谢老便一头扎进质朴而奇妙的“天书”中。经历近10年的研究，谢老推翻了当初的判断，认为“女书”拥有完全不同于汉语及当地任何村庄口头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是一种独特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谢老同样备感吃惊：在汉文化的压力下，这些自成独立体系的文字究竟是如何犹处“世外桃源”般生存至今的呢？

　　女书传人之一：94岁的焕宜老人●凭借“女书”诉苦情“红公鸡，尾抛抛，三岁姑娘会唱歌，不赖姐娘教会女，是女独自个聪明”。江永地区著名的“女书”民谣似乎给了女书研究者打开语言隔阂的一把钥匙。中南民族大学女书研究学者叶绪民教授对记者说：“那就是沉淀于文字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传“女书”，女书传人业余时间传授女书，而学习者全为女性教授们调查发现，当地妇女之间自古流传着一个习惯———结交“老同”（同性伙伴），一般为七个，称“七姐妹”。由于结“老同”直接体现出人品、道德等，因此，能否结到更多的“老同”直接影响到该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有结不到“老同”，一辈子嫁不出去的说法。由于过去数千年间男权思想的主宰，女性不但不能读书写字，连相互碰头闹家常，被男人听到后也会嗤之以鼻。不为男性所谙的“女书”就在此特定的背景中生存下来。现已发现的作品，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扇上，还有的绣在手帕、被子、花带上。在江永县，人们还见到一幅红色的“帕书”，字迹纤秀，每行字数相等。这是一首诗，汉语意思是：新华女子读女书／不为当官不为民／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书诉苦情。除了诉说身世、表达情感外，当地妇女还用“女书”来祭祀祈祷、叙事记史、说唱娱乐。江永县的花山庙便是“女书”活动中心。妇女们每年阴历五月初十聚会于此，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高歌赞颂她们心中女性的主神姑婆娘娘。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写道：“每岁五月，各乡妇女持扇同声歌唱，其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该文字者，余未见之。”

　　●“女书”梁祝不见梁山伯大部分“女书”所言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女中豪杰或贤德之女，而男人有时甚至是丑化了的配角。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流传下来的“女书”中，记述的故事标题变成了《祝英台》。在迄今整理出的“女书”作品中，90％以上为诗歌体，甚至与“五言”、“七言”等汉字成熟诗歌体形式接近，这更使得识写“女书”成为了当地妇女心目中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言。如新娘出嫁时候陪嫁的贺礼———用女书写就的“三朝书”，成了新婚之日婆家摆放在大厅中骄傲的“脸面”。“女书”世界的妇女们用一种内部流通的文字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既是无聊时光的慰藉，更是一种同男权社会对等的身份识别系统，她们用这种只传女不传男的“密码”，为自己圈出了一方男人们无法进入的世界，并世代相传。

　　●推测与“甲骨文系”并立对“女书”几近20年研究的谢志民教授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在对“女书”字形的比较中，谢志民和叶绪民等教授吃惊地发现，“女书”字体明显呈现出“图腾崇拜”的痕迹，而这只有在史前人类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化、甲骨文中才会出现。“种种研究表明，‘女书’可能崇拜的‘图腾’是‘鸟’。”谢老对记者说。“女书”中，“头”在书写上象形为鸟头，而由“甲骨文”演变的汉字“头”象形为人的头；又如“体”象形为鸟的身躯，而汉字“体”则象形为人的身躯：“君”象形为“两个鸟身躯的并列”，而汉字“君”则象形为“一个人握着笔加一张口”。“甲骨文系”崇拜人，“女书”崇拜鸟，如果这个推断最终能被确立的话，那么以往学术界一致认定的以“甲骨文系”文化主打中华的语言文字理论将可能会随着“女书”这一惊人发现而打破，从而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南两部分中华古文化，后者最大的可能代表便是春秋时曾雄霸中原的吴、越王国的起始族群———从未见到过其创造和使用自己民族文字作任何记载的古越人。让谢老对该研究推测深感自信的是，代表古越族史前文化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上海及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出土的文物大多显现着“鸟图腾崇拜”的痕迹，甚至在数千年之后，越王勾践佩剑上雕刻的“王”字下方，也有二鸟呈现。

　　●亟待抢救破历史谜团据了解，“女书”目前正面临传承危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等几位老人相继去世，目前在世的能阅读和书写“女书”的只有93岁的杨焕谊和60多岁的何艳新等人。此外，“女书”作品流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流失到国外的“女书”作品有近百件。由于经费等原因，保护及研究方面举步维艰。女书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如果不能得到抢救，女书为什么只在江永及其毗邻地区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性如何能容许妇女学习和使用男性不懂的文字？女书何时形成？这些谜团将留下“永远不解的历史遗憾”。无疑，江永“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甚深、牵涉面甚广的神奇文化现象，它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3.“梁祝”生平素未谋面流传千年凄艳绝美的《梁祝》传说令后人垂泪同情，既惜梁山伯的英年早逝，又怜祝英台的红艳薄命。但人们还是心存疑虑：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真人真事？如果有，那么“同窗三年仍不识英台女儿身”、被“小九妹嗔骂其‘笨如牛’”的“傻书生”梁山伯，又凭什么魅力吸引祝英台呢？有关专家就此发表的一些看法引起人们关注。

　　首先，“梁山伯”确有其人。史载：“梁山伯，会稽人，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壬子年三月一日（公元352年），东晋简文帝咸安年间，举贤良为县令，卒于东晋孝武帝宁康癸酉年八月十六日辰时（公元373年）。”梁山伯在县（今宁波、鄞州区一带）做过两年县官，死时仅22岁。史料还详细记载：“梁山伯率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工程，积劳成疾，死后葬于西清道源九龙墟。”根据1997年8月在宁波梁山伯古墓址考古发掘看，出土的晋朝绳纹水井罐、水波纹四系青瓷罐、双素纹三兽足熏炉、谷仓等陪葬品，显示该墓主人与“县令”身份相符，且墓址就在今日鄞州区的“九龙墟”。另从墓砖、墓形规制判断证实该墓属晋代无疑。

　　其次，“祝英台”是虚构的。据史料记载，梁山伯生前为官清正，深受百姓爱戴。他英年早逝，百姓万分悲痛，葬其于九龙墟时，发现已有一穴“祝英台女侠之墓”（古墓）。古墓中的“祝英台”，并非传说中的“同窗求学祝英台”。那么，“梁山伯”凭什么魅力吸引虚构的“祝英台”？专家认为，国人有个传统理念“清官侠女骨同穴”。既然梁山伯是个清官，又英年早逝，那么就把已作古的“祝英台女侠”阴配成夫妻，同穴合葬。后来，人们把这则真实事件逐渐演变为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经典故事，直至发展成“梁祝化蝶”传说，并通过各剧种形式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国家广泛流传。

　　另据研究梁祝文化40多年的蒋尧民先生介绍，大量证据显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江苏宜兴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