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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穿好长袍，神静气闲的向官员军兵微笑拱手。齐威王已经兴奋的下了车，向孟子一躬到底，“夫子艺业惊人，却何其深藏不露也？夫子请进亭入座，田因齐有话。”
孟子进入石亭落座，朝臣诸子也都复归原位，凝神倾听齐王要说出什么。
齐威王郑重拱手道：“夫子深藏艺业之学，田因齐深为感慨。今郑重相求，若夫子放弃仁政礼治之道，即在我齐国任丞相之职，统摄国政，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田忌慨然道：“孟夫子为齐国丞相，正当其所。”田忌与驺忌不和，立即响应。
驺忌也立即道：“我王以孟夫子为相，上顺天心，下应民意。”他对孟子这种人的秉性甚为了解，竟是泰然自若。
倒是稷下学宫的诸子们大为惶恐，轰轰嗡嗡的各抒己见议论起来。
孟子喟然一叹，“孟轲之不能放弃仁政礼治，正若齐王之不能放弃王霸法治。道不同，不相为谋。孟轲宁不任丞相，亦当固守孔夫子的为政大道。”
荀况站起高声道：“夫子之道，崇高美好，然却远离当今时世，实则以良善之心倒行逆施。若以此道为政，殃及万民。荀况愿夫子永远治学，莫为卿相！”
慎到也拱手高声道：“夫子若能象我法家卫鞅那般，使弱国强大，儒家方有再生之根基。空言复辟井田，犹如水上浮萍，何以为政治国？”
孟子脸上露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秦国变法，实乃苛政之变。苛政猛于虎，必不长久矣。我儒家追求大同之境，为万世立极，虽明知不可而为之，无怨无悔。为给冷酷的人世保存一缕良知，儒家子弟宁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而绝无苟且。”说罢他缓缓起立，走出石亭，来到筵席帐篷中间的大红地毡上，从田忌手中拿过一口长剑。众人不禁大为惊愕。
“齐王并诸位大人，请听孟轲一曲，以为分别大礼。”说罢，孟子踏步舞剑，大袖飘飘，剑光摇摇，俄而长歌，歌声中充满了一种悲壮幻灭：
礼崩乐坏兮 瓦釜雷鸣
高岸为谷兮 深谷为陵
痛我生民兮 遍地哀鸿
念我大同兮 恍若大梦
天命何归兮 四海飘蓬
弟子们人人肃穆，低沉苍凉的和唱着，“天命何归兮，四海飘蓬……”
歌声反复，化成天地间悠远的回声。在那个风雷激荡铁血竞争的时代，儒家以深刻的智慧、高远的理想与不合时宜的复古主张，被天下大势逼上了祭坛，做了牺牲。两百多年后，儒家又以特有的礼教功能被推上“独尊”的学霸地位，扼杀了一切具有蓬勃生机的主流学派，最终，自己也在悠悠岁月中僵化窒息了。
六、申不害变法夭折 马陵道庞涓被杀
路过魏国，孟子想到安邑见见魏惠王。在孟子看来，魏罂这个国君毕竟还算是有敬贤之心的，当初不用自己，也是自己的仁政主张天下皆知，无论那个国家都不敢用自己，又何况魏国？辞了齐国，孟子把一切都想透了。儒家与战国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大战国还对他孟子待以“王师”之礼，也算难能可贵了。所以，孟子对以往在列国所受的种种礼遇下的冷漠，自觉宽容了许多，路过魏国，便生出了见见魏罂的念头，播撒一些学问的种子，毕竟也不是坏事也。
谁知派出公孙丑一探听，魏国竟是去不得了！公孙丑的说法是，“魏国大动，举国躁急，危邦不可居也。”孟子站在轺车伞盖下遥望安邑良久，长长的叹息了一声，“魏罂啊，何须自取其辱？”
“老师，你以为魏国不要复仇？不宜再动了么？”万章显然感到很困惑。
孟子淡淡的一笑，“走吧，三个月内，你等便会明白了。”
的确，桂陵之战不但没有使魏国清醒，反而激起了一股同仇敌忾的血气。从魏惠王、太子申、丞相公子卬、上将军庞涓，到军中将士与安邑大梁的国人，无不痛骂齐国人鼠窃狗偷、孙膑“废人”阴险狠毒。总之是惊人的一致——魏国不小心遭了一次暗算，齐国其实差得很远！精明开朗的魏国人觉得，魏国没有一点儿错，灭赵是应当的，回兵援救大梁更是应当的，坏就坏在孙膑阴毒，竟然卡在半道上偷袭！朝野上下对太子与丞相更是一片颂扬，他们率兵“追击”齐军到邯郸，又及时回师，何等英明！否则又被孙膑偷偷摸摸包了进去，损失更大！骤然之间，太子申和公子卬竟自然而然的成了保存魏军“主力”的名将，齐军所消灭的只是魏军的“偏师”而已。
魏国朝野便如此这般的总结了桂陵兵败，汹涌迸发出强烈的复仇呼声。
复仇的方略是太子申、公子卬两位“名将”提出来的，归结为“灭韩震齐”四个字。理由是：上次赵国距离太远，孙膑钻了空子；这次魏国全力攻灭距离最近的韩国，孙膑绝没有可能再钻空子；因为，魏国大梁和韩国都城新郑相距仅仅一百多里，且全部是平原地带，风驰电掣的骑兵半个时辰就可赶到；齐国胆敢再攻大梁，正可一举歼灭，收一箭双雕之功效；若齐国不敢来救，魏国灭韩后立即向齐国宣战，一举灭之！
“灭齐震韩的要旨，在于诱齐发兵！”太子申振振有辞。
“齐国若故伎重演，则正中我下怀！”公子卬兴奋补充。
对两位后起“名将”的周详谋划，大臣们异口同声的赞颂备至。魏惠王更是大为快慰，太子申有如此长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顿时觉得对庞涓的依赖减轻了许多。他大手一挥：“太子、丞相良谋若此，本王深感快慰。本次灭韩大战，以太子申为主将，丞相与上将军辅之，报我大仇，兴我大业！”他甚至没有征询庞涓的看法，而庞涓也始终一言未发。
庞涓清楚极了，也痛苦极了，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桂陵战败，他最恨孙膑，却又对孙膑的战法有一丝莫测高深的隐忧。他对这位同门师弟的智慧从来就没有低估过，否则，他当初绝不会想到除掉孙膑。火急回师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齐军的实际统帅是孙膑，否则他可能会谨慎一些。战败之后，知道了这是孙膑的运筹谋略，从心底讲，庞涓已经不再认为这是齐军误打误撞拣来的运气，而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极为高明的战役。即或在事后想对策，他还是必须回师救援，难道还能真的丢了大梁？而回师救援，还是必须走桂陵山地，还是必然钻入伏击圈。事后都想不出脱困对策，能说孙膑不是精心运筹？尽管如此，他却只能跟着魏国上下人等大骂齐国卑劣，而不能真正的讲出自己的想法，否则，便等于宣告自己根本不是孙膑的对手。为了上将军权力不会被剥夺，他必须迎合那些平素他极为蔑视的酒囊饭袋，且不能揭破太子申与公子卬的谎言。而只要他庞涓这个货真价实的名将不提出异议，魏国庙堂这种惊人的一致就会包容每个人。如果说，这些带给庞涓的还仅仅是痛苦和压抑，那么魏王任命太子申为伐韩主将，则使庞涓感到了莫大屈辱。太子申比公子卬还要酒囊饭袋，还要志大才疏。这样一个“统帅”，再加上一个善于奉迎滑不留手的公子卬，自己这个上将军岂不是成了一个只能领命作战的前敌先锋？战胜了，主要功劳肯定与自己无缘，战败了，罪责则无疑将由自己一人承担。
这种尴尬，庞涓还真是第一次遇到。没有争到丞相，他已经很是窝火了。而今连上将军也弄成了名不副实，两个酒囊饭袋顶着“名将”的光环架在他头上，这仗能打好么？军权贵专，号令贵一，所以才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典训。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庞涓身为名将，平日更是厌烦庸君权臣对军旅兵事的干预。而今，最厌烦的事恰恰在最要命的时候无端生出在自己头上，而且还不能反对，当真令庞涓吃了苍蝇一般。
难消胸中块垒，庞涓回到府中就病倒了。
安邑没有秘密。就在魏国确定灭韩大计的同时，消息就已经纷纷扬扬的传播开来了。朝野振奋，魏国上下又一次激昂起来了。韩国商人大为惊慌，立即快马飞报新郑。
韩国丞相申不害接到急报，冷冷一笑，立即进宫。
从第二天起，新郑开始了大规模的防御准备。大捆大捆的箭矢、长矛、刀剑，无数的滚木擂石，专门用来焚烧云梯的牛油火把以及大筐的干粮干肉，被运上四面城墙囤积起来。新郑本来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都城，城池不大，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城墙宽阔高峻，而且全部用石条和特制大青砖砌成，女墙箭楼更是全部用石料筑成。二是城外有一条宽约三丈的护城河，水源引自城外流过的洧水，滚滚滔滔，与寻常护城沟河的小水细流相比，的确是难以逾越。从春秋时代起，新郑就享有“深沟高垒，金城汤池”的威名，除了围困，从来没有被真正攻克过。韩国迁都于新郑，看重的也正是新郑雄踞沃野而又易守难攻的长处。而今韩国已经变法十六年，国力军力皆大有增长，攻灭别国虽力不能及，然要固守自保，还是显得游刃有余。这正是申不害的信心所在。
变法期间，申不害强行取缔了旧贵族的私家武装，纳入国府统辖，将全国军队整编训练为八万新军，四万分布在周边要塞，三万驻扎在新郑城外，一万驻扎在新郑城内。申不害自认“法家为主，杂学深广”，对兵事颇为通达。韩国新军的整编训练，申不害始终是事必躬亲，严格督导，将一支新军确实训练得有了“劲韩”气象。恰逢韩国没有带兵名将，韩昭侯对申不害又信任有加，申不害便自领上将军，权兼将相，统摄国政。申不害认为，韩国的变法已经完成，剩下来的就是消灭几个小诸侯，开拓国土增强实力，然后相机与大国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