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