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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 阅读记录
主讲人简介
茅道林：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曾任著名的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WALDEN)副总裁，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英美文学学士，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研修高级企业领导人课程，著有《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等，首次提出“新华商理论” 和“MBA通才论”。
李安渝：先后被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先任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
高在朗：硅谷动力董事长，《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
内容简介
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他就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这股热潮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我们的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
20世纪的后期，我们的留学生相继回国进行着艰苦地创业，努力适应着日益变化的社会，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茅道林，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李安渝，《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高在朗，他们都是回国创业的成功人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海外的生活经历，回国后的创业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5月29日，他们将在《百家讲坛》畅谈回国后的感受和适应过程，主持人张泽群与我们共同聆听主讲人的心声，和他们对热衷于出国的国人的忠告。
到海外留学的人通常会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回”还是“不回”，谈到自己的选择，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的经历分别指出选择时要参考的指数；他们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哪些困难？面对现实，他们又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事业的成功呢？四位主讲人将会一一为我们解答，敬请关注。
全文
朋友们好，欢迎各位收看《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海外学人回国创业。但是我们的话题之先，我们先应该把我们视线往前推大概一百五十多年，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刚才我们讲的那位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正像所有的学人以孔圣人为鼻祖一样，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那么这股热潮就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那么我们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台上坐的四位嘉宾，都是先期回国创业的卓有成效的人士，我们还是请他们自己来做自我介绍，好不好，茅先生从您开始？
谢谢主持人，我想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最重要的我想在这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个经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个人我是叫茅道林，是上海交大毕业，然后1987年去的美国，然后是在斯坦福大学完成我的学业以后呢，在1994年开始到国内来主要是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那么在国内的最早期的风险投资的工作当中就有机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的案例，那么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在其中的一个公司当中，我们推动了北京的一家小的软件公司跟北美的一家公司的合并，而形成了新浪网。所以整个的经历，我想其实跟在座各位可能非常类似，只是说我觉得在过去的八年的经验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跟国内的快速变化的市场做一个接轨，首先我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茅先生。王辉耀先生。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实际上我出去得比较早，1984年去加拿大，然后读MBA，然后接着还读了一段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那么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如果在海外，如果你有一些海外的经历，可能会对以后回国创业有好处。当时我就去了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它也是北美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咨询管理公司，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从市场助理经理到经理，到董事经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经验。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也有机会参加他们加拿大的竞争招聘，然后去了加拿大外交部，派到香港驻他们领事馆的商务参赞，在那里又做了三年，这样积累了一定海外的经验。1993年在加拿大领事馆任期满了以后，我就回国，回国开始还在一个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工程管理咨询公司做他们的副总裁，还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办了公司。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国内机会确实很多，我们回来得比较早，但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内的大型的项目建设，包括像三峡，包括像各类的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后来我们觉得就是说越来越意识到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管理两种经验特别是两种文化之间这种优势，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方的运作跨越的管理，我们发现这些方面都对于沟通海外和中国，特别是国际商务合作方面，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体会。我觉得国内的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黄金的时期，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回来是一个浪潮，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又是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这个时候再能参与到中国的开放的大潮中，特别现在国际经济也不是很景气，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到中国大好的环境下来找到一个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路径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我想先介绍到这里谢谢。
谢谢王先生，李先生。
谢谢主持人，我叫李安渝，我是1985年上海交大毕业以后，去美国，然后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在企业里面工作。我经历是比较偏向于属于科技个体户，因为在美国我就先是自己做了一系列的小公司，最后是在1999年把最后一家公司把它出让了，出让以后，然后就2000年以科学院的“百人计划”的感召回国，目前是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担任一个叫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同时，在国内也开始做一些创业的这些工作，也先后创建了大概三家企业，跟科学院也合作，创建了一家比较大的软件企业。我想我这个经历跟大家可能比较接近，就是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做一个和行业比较接近的，我过去是念电机系的，所以也一直在软件行业里面工作。国内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机会，特别“十六大”以后，国家倡导全面小康，这一点就把我们的机会从沿海就推到全国各地。因为我们说沿海已经基本上到了小康的范围，现在国家的目标是要把全国各个地方都要带入小康的社会，因此一下就打开了很多新的市场。我最近也在全国各地成都、西安到处去参加一些活动，也看到了的确是目前我们留学生不但有在美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经验，而且因为我们也最近回来也常常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带也看到国内比较先进地区的经验。现在我觉得西部是非常非常需要把这些经验带去，我个人觉得机会真的是无处不在，要看我们怎么样把握住，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可以来参与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谢谢李先生，高在朗先生。
刚才前几位嘉宾提到，我注意到两个词汇，一个是“小康社会”，一个是“小平南巡讲话”，实际我跟这两个词汇都有一些关系。我回国的时候就是1992年，就是小平南巡讲话，应该是非常早的。第二就是小康社会，那么经过十年的努力，我认为我本人已经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基本的目标，就是生活很幸福。那么幸福的源泉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我们有一定的事业，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有很幸福的这种家庭，同时我们还有再创造的能力。所以这三点，我觉得都是重要的。
那么十分感谢四位嘉宾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主题是回国创业，那么第一个字就是“回”，回不回？那么是我们选择当中最大的一个痛苦，选择意味着希望，但是选择更意味着挑战。四位嘉宾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选择回还是不回，可以参考的指数和指标，茅先生。
其实我个人回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当时是做风险投资。但我现在可能更结合着自己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经验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回与不回当中最大的一个点，是在于说现在你回来了以后，假如要对接的这边到底是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关键。我觉得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假如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出国出去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像到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比如说整个这边的市场的变化，跟它的企业的一个机制的变化，可能都会比较巨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对接，我觉得是回与不回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很多比较平顺的一种嫁接进入到这边包括跨国公司，或者说这边的一些比较有市场拿捏这样的公司，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公司，你能够加入进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第一步。当然假如有的人喜欢创业的话，一开始就跑回来创业，那我想这个时候你们更要抓住，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你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回与不回当中，回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五年以前市场的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我要跳动，那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这是首先要看准，要测量好的，对，好这是一个参数，王先生。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你有生长的优势，比如说二十多岁才出去，中国这个文化，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你的人的成长，整个优势我觉得要充分地利用。否则的话呆在北美，比如说可能生活也很好，一眼就能看到你几十年你能干什么。这个社会已经很规范，很正规，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都已经做得很饱满，所以我觉得难有大的创造。同时的话，好像总是生活在那种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个两种文化的夹缝，能够变成一种两种文化的优势，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当时回来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回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回来有过在北美或者在西方一些公司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个有很好的帮助，因为特别是能够先回来，哪怕是现在留学生很多回来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找不着事，或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比如我碰到很多留学生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也是这个商会的会长，同时也碰到留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找准了一个行业，你感兴趣的，如果还能在行业里边，先比如找到一个知名的公司，甚至一个国内企业干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时候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如果一回来可能我要创业，找了半天，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熟的话，那这个可能机遇不是特别高。包括我在我的创业中，因为我在香港已经有了三年的过渡，经常回国内，那么这样的话对国内情况非常了解，一旦出来以后，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搞好。
审时度势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刚才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倒是挺担心一个问题，担心江湖游走人士，当初走的时候就是被一些出国浪潮裹挟出去的，我在美国也曾经碰到这样的朋友。在美国的旧金山，那个大桥不是金门大桥，忘了叫什么大桥，中间那个岛是一个垃圾做成的，然后要走过去就能看到旧金山这边城市的景色。那边有一个买胶卷的小商亭，小商亭主一看就是一个华裔。那么我们当时同去的还有几个上海朋友，上海朋友就讲上海话。那个人一听是上海话，可能有种乡音所动，过来主动讲，“侬上海人啊”，上海人亲切地交流起来。一问那个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学物理的，1978级，但是当时已经是2000年，还在那里卖胶卷。那么他以前所学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更多的发挥的市场，他就非常关心问国内的情况。那么这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认清方向。
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出国一样，出国实际上到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理智了，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像有些在国内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他觉得目前国内市场和国内，他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在国内发展了。因此我觉得留学生回国这个事情，如果光讲“回”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感召，因为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回来，但是把这一层拿去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你个人的打算。比如有些很多人出国，包括我在内，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当时我们想美国的学习机会可能它的技术的高技术部分的深度，可能我们去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现在回国，如果把民族情结拿掉以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对他的一个吸引。国内市场吸引我个人认为，就是要非常地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以民族情结回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像我个人至少有40到60％是民族情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国看到中国富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所以因此我觉得咱们要回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想，我们为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非常值得鼓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不适合你，有没有适合你的地方，就像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创业，因为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当教授，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从政，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选择。
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位置，人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说别的东西创造而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是你自觉的行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觉得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或者80年代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选择会很少，选择比现在少一些，那么十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选择很多，这个时候现在出国的这种浪潮还在有，但是跟那个时候状态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带着几百美金出国，现在肯定不一样。这个十年发生很多变化，当然说人海茫茫，就是说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永远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从国家来讲，就是说国家也是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个人理解，为什么就是说要采取这样那样的一些宣传，这样那样的政策？那么无非就是说我们要吸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个目标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就是说我们国内跟国外，因为现在的流量很大，就是说在国内你也可以知道美国纽约的事情，在美国纽约也可以知道北京上海的事情，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每天大量的E-mail，大量的网上信息，所以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基本的命题变得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按照价值规律去做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规律可能背后有几个基本因素。当然说利益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是说它有很多解释，我们追求发展，这就是利益，我们追求成就感，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文化，就是说包括文化的融合，同时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地方，能够使我们自己能够过得更愉快，同时我们很多人，我们共同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好，为中国多做贡献，我觉得这就是利益。所以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大家今天有人坐在那儿，有人坐在那儿。那么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成功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责任心，因为你毕竟有你自己的祖国，有你的家庭，同时你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自己，那么这几方面我们都要为它负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怎么选择都是对的，这是我的感觉。
刚才李先生也谈，说“回”字上在情感上不成问题的，都是中国人，情感上永远割舍不了，即使是人身不能回来，将来也会魂归故里。我们所谈“回”字更多的是理性的，或者比较认真的客观的一种行为的选择。那我可能是由于职业关系，我比较喜欢观察，我就发现这十年来，首都机场送的人和回的人的眼神有很大的变化。大概十多年前，是送的人的眼睛非常地焦虑，非常地担心，甚至是泪流满面，就是担心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友人出去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再发现这种眼光呢，是在入境登记处的人眼睛非常地忧虑，非常地担心，不知道来接他们的是什么人，迎接他的又是什么情况。几位真正重新回到国内，那种忧虑有吗？或者说是如何一步一步真正适应了中国这片土壤，对你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茅先生？
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我1994年回来的时候，我妈一见到说怎么儿子你头发少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变化一定有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出去念书的时候，年纪比较轻，那个时候我去适应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现在回国以后，其实你还有一个第二次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外国人。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朋友，就是说他们跑到国外去以后，比如去了美国以后，他也一直认定自己是外国人，受到一些不同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假如可以理解的话，同样的这一群人回国以后，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又对很多的本地的一些做法跟市场的一些行为他可能就不能适应。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心态的适应，就是你本身一定要融入到本地的主流，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而刚刚讲到一个送跟迎心态的改变，其实就是反映了，到底你今天对于一个你所要面对的一个生活环境，如何去享受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还是要抱着一种适应，然后在里面让你发挥最大化。假如你今天回来以后你可以发挥最大化，对你个人的价值可以发挥最大化，然后对一些机会的拿捏可以比较准确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心态可能就会变得第一次可能有一定的恐慌，很快就可以过去。
那普遍来讲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最难适应的，我觉得就是刚刚其实李安渝也讲到，这最难适应一般在我们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像IT行业比较，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创业也好，做一些业务也好，它的市场的一个数据是比较透明的，所以你知道你进入这个行业，大概什么样规模。在中国第一个市场数据是不那么透明的，同时它的变化很快，假如你看到的数据比如是1995年的市场数据的话，可能跟2000年就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我认为说，现在在中国创业包括我跟本地像国内的一些现在的大学生，我跟他们讲，假如你们要创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就现在的数据我认为说已经可以，基本地来支撑你创业所需要的这些基本的市场数据，那这个时候你的产品、你的技术跟数据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是比较透明，比较可以叫marketaccess，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一个作为。
我看到一篇散文，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经常游走于各个地方的文化人所写的。他说一旦背上行囊，告别自己的故土，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总会对这片养育他的故乡有更多的思念。可是他满载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收获的一切，再重新踏上我们这块故土的时候，又对故土充满了一种挑剔，充满了遗憾，然后又不得不再次离开，终于一辈子就成了一个在故里和未知方向徘徊的人。那么四位有没有这种心情，一旦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不尽如人意，是准备再走，还是要适应这种状态？
我觉得理工科的人容易这么想问题，就是说非此即彼，要么0，要么1，要么正要么负，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对要么错。我觉得就是说我从这方面理解，觉得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咱们就是把成功这件思想，当成一个命题，当然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东西。一般来讲，就是说容易获得成功的心态就是非常地比较aggressive，或者说非常正面，他对环境的评价是比较好.一般来讲，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从心理学的分析.因为他获得了成功，所以他更加自信，所以他对周围是抱着一种非常高兴的眼光.反过来他这种心情更有利于他成功，因为他们跟环境会互动.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环境如果仅仅是抱怨的话，我觉得这不利于你继续做事情，同时本身于事无补，我们应该用更有责任心的方式具体改变它就行了。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选的选修课，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创造力的定义。当时我们是不理解的，创造力的定义是什么？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叫创造力。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并没有很深的理解，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经历的更加丰富一些，我相信就是说我对十几年以前学的这句话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适应力决定了我们的创造力，那我们再进一步深入进入这个命题，决定我们创造力，我们首先要适应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必须适应的因素。
比如我们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情，挣多少钱，当多大官等等，就是你认为美好的东西。实际上等于你给别人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对别人多大的用处，就是你给别人提供多少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规律。那么一个企业也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在社会里面，对多少人有用，对多大的市场范围有用，对多少人群有多大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你这个企业就会挣多少钱，就会反过来，社会可以给你这个回报。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来再探讨一下，必须让我们明确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现在决定要回来了，但是回来面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必须适应什么？
我个人比较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1999年底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式决定参加科学院是2000年4月15号，那时候纳斯达克的指数是4月23日是历史最高点，五千多点，现在只有一千两百点。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美国市场每隔三天，就有一通敲锣打鼓的上市公司，很多人就每天看周围的人就是不断地有百万富翁涌起。所以我是那个环境下回来，回来以后，当然这几年，大概两三年，我深深地认识到很重要一条，留学生回来需要良师益友。一个留学生回来你想回来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个一般做个雇员的话，比如说你参加外企工作，或者是做一个事务性的工作的话，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你想回来做一番事业，就是有很大的抱负，做一番事业的话，一定需要在国内有个良师益友。我当时我回来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所的一个副所长，他那时候到硅谷去。那次我们是很密切地这么就住在一起，然后讲，这样子，让你感觉到，你回来以后不要担心。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忧虑，很多忧虑你宣传说不要担心，和你真正地像我们很多留学生放弃了目前在美国一个既定方式，然后走向新的陌生的土地上，你口头上说的不担心，和你真正能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人，他给你这种安全，或者给你这种可信赖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我想李所长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很长时间的交谈，所以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因此我觉得现在回国来的朋友，一定需要就是真正大家要想做一番事业，想有一些突破，一定需要在国内有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我想我们青联就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桥梁，因为大家的年龄也差不多，大家的思想观也差不多，因为我记得李所长那时候那三十几岁，差不多的年龄。所以呢我觉得消除顾虑，是很难，但是怎么样让你觉得你能接受这么一个环境实际上真正要靠人去做工作，很难去靠一个东西，或者去听一个什么传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其实留学生回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讲审时度势，那么其实留学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最有价值的一块就是国际化，他的国际化的水准和他国际化的眼光，和他能够有机会接触除中国以外的广大的包括跨国公司国际观念和国际客户。所以我觉得留学生回来创业，如果说你在海外的这段期间，如果能掌握一些海外的一些客户，包括你服务过的一些公司，带领他们到中国来发展，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两种文化，跨越东西方的优势运用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跟国外公司谈中国，而且中国现在的情况这么好，入世以后会有大量的外资到中国来，如果抓住一两个关键的客户，你就能够很快地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到中国来，开发区去一下，创业园去一下，有的甚至想在开发区去找到一些支柱，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从海外抓住这些关键客户，回来这个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另外我想讲一点，就是回来可能确实遇到很多困难，既然有这种困难，但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巨大的。当时我们找了一批很关键的跨国公司的客户，所以说在国内很快能够发展起来，这个很重要。抓住自己资源，然后掌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东西方的这种商务运作，包括特别是国内大量的企业想去海外去发展，到海外发展。现在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帮助中国的企业做到国际上去这个市场我觉会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也没创过业，也没有去留过学回国再创业，但是我想在今天的论坛上讲一个故事。我最近看到着急上火，为什么上火呢？就为了装修房子，房子不大，但是我却经历了一个完全地做一个事情的一个过程。以前做节目也是在做事情，但是这个做节目总是相似的文化圈，或者亚文化圈在做事情，但是这次要做房子，需要和整个一个垂直的社会层面当中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我就发现非常有趣，当我们和设计师的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对你未来的这个房子充满浪漫的幻想。但是设计师会把你的幻想更加锦上添花，把效果图装饰得无与伦比，你会想像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但是从第一天开始找装修队再找，决定什么样的材料开始，就会发现你的理想在一点点打折扣。同时你要在工地上和这些刚刚背着铺盖卷到城里打工本来是在家垒鸡窝的，但是到了城市里面就要装修这样房子的民工打交道，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语言都会有一些矛盾和堵塞。比如说我看到工地上的民工非常辛苦，也非常地寒冷，我说中午我们一块吃个饭，当然中午呢也要了一瓶白酒，帮他们驱驱寒。按我的理解，我这份诚意，应该换来更多的诚实的努力和劳作。没承想等我们吃完饭重新回到工地的时候，工头突然说张先生我们喝晕了，下午就不干了。那么在我们回国创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遇到类似情况？我们要重新适应一群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让我们觉得是很难很难适应的，有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既定，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意外，这是必须正视的，必须面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回国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比如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比如以我的观念这本身创业的一个机会，而且把这个食物链里面的这一段，假如说你可以把它做好的话，那不就这个商业价值就出来了。创业不需要说一定要是你想怎么样，而是这市场要什么，当你经历到一个，像我们很多朋友，他创业包括开餐厅的，他说我就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去的餐厅受到一些待遇是很奇怪的，服务是很不好的，他所以我就要开一个。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种思维，也就是刚刚讲这个正面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还是态度决定成败，当你以积极态度去面对刚刚您所碰到的这个困难的话，你可能就会转成一个商机了。
今天大家讲得都非常地理性，按说呢，我想一旦说到创业，就会是一种非常理想状态，但是大家讲得非常理性，是因为在过程当中逐渐的消磨了理想达到了理性呢，还是一开始都这么理性？
激情是永远需要的，但是开始是应该更理性一点呢，还是更理想一点呢？
我想创业可能一定需要一种激情，一种冲动。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就像在互联网买东西一样，鼠标一按就出去了。比如说我当时下海的时候，那时候在加拿大做外交官的时候，非常好的条件，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般有时候在这种职业经理人或者做管理做得越高越好，收入越好，那么下海可能性越小。像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当年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反正就是豁出去了。但是我觉得创业实际上是一种冲动，但是冲动完了以后，还是要再走向脚踏实地。刚才我很赞同你说的观念上的冲突很厉害，回国创业最大的障碍是观念上的，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我说的一个很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做工程咨询，基本上走到那儿没有市场。做咨询，就是说你就耍耍嘴皮子，写两个报告，要收我们这么多钱，这个好像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是一种好像觉得这个是需要买看得见，摸得着的。你给他一个硬件他得欣赏，引进什么设备，但是要是软件不太重视。包括后来你像有的企业认识到，比方我们在三峡做了一亿元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三峡的管理，有的层次比较高的，意识到重要性。很多企业它意识不到，你就要一个很漫长的说服过程，一个观念的沟通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在中西方之间，充当的是这种观念转变的角色，是一个变压器，要把北美的110伏，怎么变成中国的220伏有时候起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但现在你看中国咨询市场很火爆了，现在甚至花几千万做咨询的人都有，随着时间的火爆，这个时候如果做咨询我觉得创业非常好的时机。确实也有时机的存在，但同时也有观念上的逐步克服。比如出国咨询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包括中国企业国际这个咨询，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是很多新的领域也可以探讨。
昨天我去大连，我们同行还有一个目前在美国硅谷的一个朋友，他目前也在回国内找工作。他说最好的时间应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说现在回来可能已经晚了，但是现在看如果再不回来就完了，那么这个晚和完在时间上怎么看，现在是不是最迫切的时间了？
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其实任何时候都不太晚，关键是你是不是准备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从总体来讲，比如说我们讲五年以前，假如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周边基础设施的环境，可能就不完整。就跟你今天装修房子一样，你再想像五年以后你再买一个房子，装修可能是，很多事情你就不需要那么头痛去处理。所以它这个过程其实比如说我们随便讲，五年以前中国手机的用户可能一百万都不到，今天是两亿，那两亿的时候一定是有两亿的商机所体现。现在手机上面就比如说发送一些铃声发一些小图片，你们都想像不到，中国今年就这个生意就35亿人民币，那这个已经是4亿美金的生意。那你再想想看，就以这个手机为例，再五年以后，那是什么概念，就变成我们人的生活当中一个必需品，而那个时候上面所带来的商机，可能就不是35亿人民币，可能是1000亿人民币的一个规模。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商机是一个细分。也就是说我来看，假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位朋友，他说五年以前的时候，你可能是整个市场让你吃下来，你也不一定吃得很饱，但是五年以后的今天，也许晚了一点，所以你这个商机只要吃它20％的市场可能你就吃得非常饱。但是我觉得五年以你再回来也不晚，为什么？那个时候市场又进一步地专业细分，你在里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也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心态上，心理上觉得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去适应刚刚讲的这种装修房子的这种可能碰到的问题。假如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让你是一个恶梦，一个nightmare的时候，我觉得根本没事。那你等五年以后，对不起可能这种市场占有率20％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但是2％其实也很好，所以就是看你怎么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定位。
有些人愿意吃现成的，上餐厅，但有些人愿意下厨房，自己亲手做，李先生觉得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比较好？
一般来讲大家想，想的早对市场进入会有些优势，还主要是依赖于所谓这种一些国内的一些竞争方面的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一些关系呀，一些国家的一些所谓指导性的一些手段，真正一个就是很充分的一个资产竞争的市场，早晚不是那么特别地重要，而关键是刚才茅道林讲的你是不是准备好。因为这个市场它特别中国市场它是在成熟，成熟的话，按理说越往后走，当然不能走到已经饱和的程度，越往后走越规范，越比较能适应于从国外回来的企业家来操作。所以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个最佳值，就是回国创业的最佳值。是不是今年，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肯定不是下面的几年，而是下面的十几年，都是中国创业的好机会。所以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因为我个人，我在美国大概创了三家公司，回国以后也就参加了三家公司的工作，就创业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哪个方向，就是说到底是做什么。我们做的公司也是比较范围比较广，而我觉得创业最大的一条是激情，就是有些人他有创业的激情，他就喜欢创业，他不太喜欢做一个很大的公司。比如我现在，你叫我去一个很大的企业，我就觉得我肯定无法应付，因为企业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和很多做事的原则，跟你做二十个人，三十个小规模的企业不太一样，而创造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做一个三十人的企业，我是想创造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把它很快地推动到一个发展的前沿。而那个大企业它是一个运营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把一个东西最大的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这么一个主要目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人，因此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比如在大企业做过很多年的，就以为创业有基础了，这个就要仔细考虑一下。因为你来做一个二十个人公司的时候，你面对的东西就有点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他去处理他的装修的问题一样。反过来你是在国外做创业的人，比如说像我在美国，我的公司最后一个也是四十几个人，我回来走到像新浪这样子的几百人，或者更大的上千人的公司我肯定就不能适应，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公司生存的能力，我想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分时间的，有些自然的阶段，时间段来讲也好，或者说自然规律也好，必须得遵从的。我想我们今天讲创业论坛，恐怕话很难一时时间说完，但是时间有限，每个人还是应该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这个论坛了，茅先生。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是怎么唱的，就是我上次正好听到，20年以后再相会。我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但突然前几天我们同学一起聚会，他们点那首歌唱。我觉得那句歌的歌词很有意思，现在我确实已经毕业17年了，已经差不多20年了。但是给我最大的感触，20年以后的今天，很多市场上的一个刚刚讲的数据，刚刚讲的这样市场机会，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地不能够想像的，当时根本想不到的。假如你们今天回来，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是你们今天想不到的，所以一定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学习的心，跟适应的心，所以才能真正地有创新的一种感觉。
王先生。
我觉得就是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腾飞。如果留学生这个时候回来，或者是抓住机遇，同时把两种文化上的劣势转换成了一种优势，我觉得这是留学生最有优势的地方，所以机不可失。我觉得今天没有回来，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可能会后悔。
谢谢，李先生。
我想就一句，就是我想回来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找到在国内的良师益友，我觉得对咱们回来以后能很顺利地适应和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李先生，高先生。
我相信只要我们拿出来为出国奋斗的那种精神，来做以后的事情，我就相信会成功。
谢谢，我们说现在海外学人是一个新的说法，实际我们对海外学人过去一直叫留学生，我们已经叫了很久很久很长时间，而且谈到“留学生”三个字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一种羡慕和期望之情。羡慕因为你们毕竟有了超凡的能力，超凡的精力，那么那份希望也是对这份能力和阅历的期望，期望你们能够有更大的造就，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恐怕还有一份责任。我想讲一个故事，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全国青联常委，著名歌唱家刘斌，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从长春的一个京剧演员考到北京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刚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他在进城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看见工人在起树，要把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次教育了他，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我们看到的树尽管是枝繁叶茂，绿色葱茏，但是当起重机把这个根拔起来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树有高多高，根有多深。好了，我们也祝愿更多的朋友，回国创业能够终有所成，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