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咏裳阿姨生于1901年,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香港任职于苏俄远东情报系统的
“第三国际东方局”。1940年因难产去世。按常情说,若要
“托孤”,当时叔叔婶婶正和我们合住,将我交给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周家的血脉嘛。
但是母亲选择的前提是我的政治、教育的成长方向;当然也考虑到叔叔自家孩子太多,已经不胜负担,哪能再增加一个我呢﹖日本军队进租界前,母亲交待,如果她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让我住到王任叔家里去,这也同样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
总之,这一切并非出于对建人叔叔和婶婶的不信任。我们一行在杭州玩了3天。
在西湖游船上,我们吃到了山核桃、香榧子和一种绿色的菜瓜,那种香脆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不能忘怀。
我们还到灵隐、虎跑、六和塔、九溪十八涧、岳坟这些名胜古迹游览。
那时游客不多,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纯净,民风也朴实,对游人
“刨黄瓜儿”(注:刨黄瓜儿:漫天要价、欺诈。)的极少。蔡咏裳阿姨带了只蔡司牌小型相机,不时给我们拍照。
我是生平首次按快门,可惜我的手震动不稳,拍的那几张,图像都不清晰。
返沪后,她送来一叠照片,至今还留存在我的相册里。可惜的是,所有的照片里,都没有她的形象。
我现在想,这或许是蔡咏裳阿姨肩负特殊的工作任务,不能随便留影之故吧。
只记得她瘦瘦小小,比母亲个子矮,性格开朗,也用广东话和母亲交谈。
没有她的形象留存下来,我至今都觉得深感遗憾。自杭州愉快地游览休息过后,母亲的咳嗽减轻不少,脸色也没有原先那么苍白了。
加之经医生复诊,X光确定,肺部没有结核性病变,说明仅是劳累过度所致。
由此,母亲度过了忧心忡忡的日子,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关于母亲与蔡女士相识的经过,母亲在上述《悼念一个朋友》的文章里,曾有叙述:“所深刻遗留着的最早的一次印象,是在鲁迅先生纪念五十岁诞辰的那一天。在三两个女性之中就有她。……才始知道她是C女士。”即是说,蔡阿姨与母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不期而遇的。
但到后来,她们竟发展成了莫逆之交:“不管我们怎样地潜伏着,每回到上海,她总想尽方法来畅谈一下。而每回的相见,她的经验、常识,以及体魄,都壮大起来了……不是‘西关小姐’型了。每次相见,我们都增加了快慰。”关于蔡阿姨后来去世于难产的详情,母亲曾告诉我一些。
蔡阿姨结婚后,想到自己的艰险工作和年龄将不宜于生育孩子,但又想为了丈夫,赶紧留下个孩子,竟不幸由此而亡故。
那时她正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