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些事儿》第12章

　　纳兰性德的品行为人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跟很多不得志的汉族文士是好朋友，给过他们真诚的帮助。“生馆死殡”的故事更被传为一时佳话。原来，纳兰性德有个好友无锡人顾贞观，一日，顾贞观填《金缕曲》两首，为吴兆骞被流放黑龙江求援，感动了纳兰性德，于是他托身为宰相的父亲明珠帮助，使吴兆骞结束了流放生涯，回京后性德又聘他为馆师。吴兆骞在1684年10月病故，纳兰性德11月从江南回京，为他操办丧事，出资送灵柩回吴江。这件事被后世传诵为友谊的楷模，“生馆死殡”成为一句成语。

　　康熙二十四年（1685）暮春，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纳兰性德病时，康熙曾派员探望并送御药，闻亡故之讯，深感惋惜。

　　死不做官的遗老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让吏部着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招录隐于四海之内的学问渊通、文藻瑰丽的博学鸿儒以振兴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表明清政府重视文人、发扬国学的立场。其中有几位因为其才学、影响是必须要征请到京作为表率的，这就是几位著名的前明遗老——黄宗羲、顾炎武、李、傅山。

　　黄宗羲，明清之际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又号黎洲。与顾炎武、王夫之同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以劾魏忠贤，被害死狱中。黄宗羲19岁的时候，就怀揣铁锤为父亲入京讼冤，终于诛杀仇人。年轻时就已名声大振，所谓“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至清兵南下又组织“世忠营”，结寨自固，坚持抗清。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的时候，他已经69岁了，正在浙东隐居，致力于著述及讲学，当时侍读学士叶方蔼写下一首长诗给黄宗羲，规劝他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宗羲则答诗一首，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并且让弟子陈锡嘏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第二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66岁，隐居在陕西华阴。明朝亡国的时候，他母亲绝食而死。临死前，告诫他说：“弗事二姓。”顾炎武一直守着母亲的叮咛，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老先生就是卧床不起，不肯前去；如果强迫他上路，就要自行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干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再有一个是李，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想巴结上锋，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入口，预备绝食自尽，县官无奈，只好放他回去。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74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文学库·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后来有一个同乡代为陈奏，奉旨免试，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谢恩，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扑倒在地。冯溥一见，也自觉无趣，只好放老先生回去了。

　　傅山为顾炎武说媒

　　顾炎武与傅山都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系江苏昆山人，比傅山小7岁。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崇祯年间傅山率众赴京为师长提学使袁继咸冤案请愿最终获胜、诬陷者巡按御史受到应有惩处的事他由衷敬佩；“甲午朱衣案”傅山在狱中坚贞不屈整整与清统治者周旋斗争了一年的硬骨头精神更是令他折服。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与傅山第一次在傅山当时的住处松庄会面。

　　顾炎武在松庄盘桓了不到一个月便又踏上了他“行万里路”的旅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目的是为了著述事业的完成。他用友人所赠的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攀山越岭，不辞劳苦，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并从历代史书、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的材料，然后就在旅行的间隙或在自己侨居的山东章丘等地奋笔写作。

　　康熙十年（1671），顾炎武坚辞了大学士熊赐履荐他参与编修《明史》的聘请之后，第三次从北京到太原拜访傅山。顾自甲申以来一直漂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还没有孩子。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的他为友人诊脉，诊断的结果是“肯定会有孩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后孑然一身地走了。

　　朱彝尊生于浙江秀水书香门第。曾祖朱国祚，明万历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到朱彝尊父亲时，家道已经败落。朱彝尊迫于生计，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游幕生涯。游幕生活没有丰厚的进项，但并不影响朱彝尊好书之癖。他除了购书之外，还借来别家的珍贵书籍，亲手抄下来。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应“博学鸿词”之征，以布衣身份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借抄公私善本秘籍，充实自己的收藏。他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藏有善本秘籍《读书敏求记》，锁在书箱，秘不示人。为此，朱氏邀请钱曾及当地雅士赴宴。席间，用数量可观的黄金和一件珍贵的轻裘买通钱曾的书童打开书箱，让预先雇来的数十名抄手抄成副本，《读书敏求记》由此得以流传于世。他的这种爱书之情，由此被人们谑称为“雅赚”。

　　朱彝尊供职史馆，能见到各地进献的图书。他常携带一名抄书手出入史馆，随时抄录。此事遭人告发，结果被罢去官职，时人谓之“美贬”。朱彝尊对此并不后悔，他在其书椟上作铭说：“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还不知是谁聪明谁愚鲁呢。”

　　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彝尊去官归田时，拥有图书三万多卷。归田后，又陆续获书四万余卷。康熙三十六年（1697），朱彝尊到平湖探望病重的老友李彦贞，李将自己的著作《放鹇亭集》和两千五百卷藏书一并托付给朱彝尊。朱彝尊70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建曝书亭贮藏。

　　朱彝尊大部分藏书是传抄的，自然是非常珍惜，所有藏书都在卷首钤印：“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他原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继承藏书，不料儿子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据《蒲褐山房诗话》记载，朱的孙子晚年家贫，陆续将藏书典当、卖出，曝书亭废为桑田，只有匾额保留下来。

　　贪官轶事（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大学士明珠的私党张，仗明珠之势，为所欲为，在其任福建布政使期间造成公库亏空。借口弥补这个亏空，张公开向下级官员勒索、向盐商派收。后来御史陈紫芝经过调查，向朝廷告发了张的所作所为。张难辞其咎，被判绞监候；明珠没受牵连，但保举张为巡抚的户部侍郎王遵训、内阁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被撤销职务；保举提拔张为布政使的大学士梁清标、尚书熊一潇开恩免于撤职、降三级留任；陈紫芝升任大理寺少卿。明珠自是伺机报复，后来陈紫芝无病而卒，死前只是在明珠那儿喝了一杯茶。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时称“甘肃冒赈案”。此案牵连布政史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万余两，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曾一度停止。后来甘肃仓储不足，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这次开捐，甘肃布政使王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这样就为王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赈灾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甘肃各级官员利用“捐监”，几乎个个中饱私囊，而王望贪污最多。《清史稿》称：“……诸多贪官之首王望……抄没他家的财产，得到的金银合计超过百万两。”

　　案情查实之后，乾隆皇帝发了话：“甘肃此案，上下勾通，贪污害民，真是从来没有过的奇贪异事。所有犯人都要依法严惩！”最终，王望、蒋全迪被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其余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五十六人，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

　　九门提督鄂善是乾隆非常信任的一员干将。有人举报说，他在审理俞君弼和亲戚许秉义争夺财产一案中收俞家贿赂一万两。对于这件事情乾隆非常重视，命亲王、大学士、尚书共七人秉公查处，并每日报告一次调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