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些事儿》第16章

　　父皇晚年，常为此闷闷不乐。朕想到，立储乃国家大计，不立不好，明立又不好，你们有何妙策？”大臣们面面相觑，半晌，齐声奏道：“臣等愚昧，凭圣上意愿定夺便是！”雍正帝又说道：“朕以为，立皇太子与一般政事不同。一般政治须劳大臣们一起商量而定，立太子的事，做君王的理应独断专行。譬如朕目下有好几个皇子，倘让众大臣议定，则众口必不一致，让朕难以定夺。何况，明立太子，免不了兄弟争夺，惹出祸端，因此朕再三筹划，想出了一个变通法子，朕私下拟定皇储为谁，写在诏书上，密封收进匣内。”说到这里，雍正帝把头向上一抬，手朝上面一指，说：“匣子就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你们说这样可好？”大臣们一听，异口同声回答道：“皇上思虑如此周详，臣下岂有异议？”当下，雍正帝便命众大臣退出殿去，只留下总理事务大臣在内，他亲手密书皇太子的名字，封藏在匣内，又命侍卫攀缘木梯而上，把这锦匣安放在匾额后面。从此以后，代代清帝都照雍正的做法，把皇太子名字藏在“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于是清帝传位才避免了宫廷内乱。

　　雍正眼中的十三弟

　　雍正即位后在打击政敌的同时，加紧培植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好是在兄弟辈中找几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阿哥。无奈徒生凄凉，二十多个兄弟大多是雍正的政敌，只有十三阿哥允祥相交最厚。在争夺即位的生死搏斗中，允祥始终坚定地站在四阿哥胤这边。为此，他失宠于皇父，削爵圈禁，直到皇父去世前，一直生活在灰暗和痛苦之中。胤上台之后，云开日出，他被封为和硕怡亲王，成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最为皇兄信赖。

　　雍正元年（1723），皇兄又将总理户部的大权交给他，并让他主管钱粮奏销的会考府事务。允祥日理万机，处理了许多繁重艰巨的政务。

　　为犒赏允祥的忠心和勤政，雍正依照先皇康熙帝时兄弟分封各赐钱粮二十三万两的成例，也照数赐给允祥。允祥坚拒不受，实在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十三万两。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重用允祥的部属，将他们发展为亲信势力。雍正三年（1725）二月，为了表彰允祥对皇上的忠诚和处理国家事务中的突出贡献，雍正帝加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郡王，任他随意指定。允祥再三辞谢，没有接受这份隆恩。雍正帝执意要垂恩于允祥，遂变换方式，于同年八月将他俸银增加万两。雍正四年（1726）七月，雍正帝亲笔挥写“忠敬诚直谨慎廉明”八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赐给和硕怡亲王允祥，还赞誉他“公而忘私，视国如家”；当年十月，雍正帝下旨再给他本已非常显赫的仪仗增加一倍，给予极高评价和荣耀。

　　喜欢玩狗的雍正帝

　　雍正帝非常喜欢玩狗。雍正帝让太监在宫内养了许多只狗，常常忙里偷闲去爱抚它们。这些狗有的聪明机灵，有的憨态可掬，确实给日理万机的皇帝带来了不少欢乐。雍正还亲自给他们赐名，其中他最喜欢的两条狗就叫做“造化狗”和“百福狗”，并亲自为他的爱犬设计制作服装。他曾为“造化狗”设计过一种老虎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他又认为套头衫没安耳朵，“造化狗”穿上后，耳朵只能窝在衣服里，非常不舒服，命人在虎式套衫上再加上两个耳朵。他还为“百福狗”设计过一件麒麟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雍正又不太满意，命人在麒麟套头衫上再安上眼睛、舌头。这样一来，“百福狗”的眼睛从麒麟眼中露出来，俨然一个活生生的麒麟了。除了仿丝料的狗衣，雍正还多次下令制作了许多虎皮狗衣、猪皮狗衣、豹皮狗衣等，每件狗衣都经过狗试穿后，由他亲自认真察看，不容许丝毫马虎，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比如狗衣上的纽襻儿钉得不牢固，就要重新钉一遍。有的狗衣做了皮托掌，雍正帝认为不好，就要拆去或重新做一个漂亮的换上。

　　雍正帝不仅亲自定做狗衣，还亲自为狗定做狗笼、狗窝、狗垫等各种用具。雍正六年（1728），他曾命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细致的小圆狗笼。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雍正的爱犬住在如此舒适的安乐窝里，真可称得上是“百福”和“造化”了。

　　雍正特批“暂住证”

　　雍正二年（1724），戴进贤向皇帝呈上奏折：“澳门不是外国船只常到之地，如果皇上肯开恩，让外国人能住在广东，那么有回国的就方便搭船了。现在哪里都不允许外国人托足，他们实在是无路可归。”戴进贤是德国人，在清宫中职掌天象观测，较得雍正帝的赏识。以铁腕皇帝著称的雍正，并非不通人情，几个月后，皇上回复：“看在你们苦苦请求的份上，我就先命令广东的长官不再催促你们迁到澳门，等地方官讨论后再决定吧。”不久，经地方官商议，外国商人可留居在对外贸易商馆区（即民间俗称的“十三行”）。

　　雍正治理乱收费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尤其严重。清世宗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如奉天府，老百姓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有车辆进出，就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十六钱，大车一辆收银三十二钱，每年都收两千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有猪羊贩卖进出也要按照每口三钱收费。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边口地带物价腾贵。

　　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之后奏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即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非常及时，应该表彰”。在许多地方，给官员送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人民，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危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被裁革。

　　严禁婚丧奢靡

　　雍正常常训诫臣工：“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1723）的一份奏折中说，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实际是铺张浪费。多者二三百两，少者也要四五十两。“就算是在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为此，一些百姓家为了娶亲竟变卖房产。如果男家凑不够这些钱，很可能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种种弊端，不可枚举。”

　　这份奏折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制定了婚嫁礼仪，接着，又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用六盏灯、十二个吹鼓手，庶民限四盏灯、八名鼓乐人。

　　雍正和“恩人”年羹尧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非常好，并且给予了年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不顾有失至尊的体统，说年羹尧是自己的“恩人”。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

　　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朕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地待朕；你如果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就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

　　然而，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觐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在道旁迎送。到北京以后，迎接他的王公以下官员也都跪在路边，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甚至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要求雍正奖赏军功，整治阿灵阿等人。这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回任后，即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作为人臣，建立功业很容易，但是守住这份功劳难；守住功劳容易，毕生持之以恒难。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功臣却倚功造过，结果导致帝王反恩为仇，这在人的性情中常有。”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两年以后，雍正暗示下的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雍正说，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