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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者付出的代价不同。
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丧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却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却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海军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