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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城中百姓纷纷步其后尘，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扶余泰勃然大怒，可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
趁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又命士兵悄悄攀上城墙，把唐军旗帜赫然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
看着高高飘扬的唐军旗帜，扶余泰傻眼了。
他知道，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了。随后，刚过了几天国王瘾的扶余泰就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
百济都城的失陷再次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
至此，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
老将苏定方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唐高宗李治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
百济的灭亡太迅速了，迅速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
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唐军将士不免都有些飘飘然，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顿时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正当唐军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就已经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
率先揭起反旗的人，就是百济勇将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史称其“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他在百济的官职是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当百济举国降唐时，黑齿常之也归降了唐军。但是不久之后，黑齿常之就发现唐军有纵兵劫掠的行为，许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均遭唐兵屠戮。黑齿常之又惊又怒，随即带着十几个心腹逃回本部，并且召集流亡部众，占据任存山，很快就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基地。
黑齿常之揭起反旗之后，顿时应者云集，短短十天之间就有三万多人投奔到他的麾下。苏定方得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常之亲自带着敢死队迎击，数次挫败唐军的进攻。
反抗军获胜之后，士气大振，黑齿常之遂率领军队发起反攻。由于百济各地的郡守和士兵都是原百济军队的官兵，所以黑齿常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短短的时间内，黑齿常之就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两百座城池。
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他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常之，无奈却被其一一击败。最后苏定方只好放弃，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押着百济老国王扶余义慈和一干高级官员班师回国。
苏定方率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顿时越演越烈。
除了猛将黑齿常之外，百济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迅速壮大。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
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势单力薄的刘仁愿只能拼尽全力困守孤城。
熊津城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起用了一位将领，命他即刻率领留在百济的另一部唐军火速援救熊津。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被命运之手一把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刘仁轨跟苏定方一样，也已经是六十多岁高龄了。但有一点刘仁轨跟苏定方却大不一样，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可刘仁轨却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
高宗起用这么一个人，能够挽回万分危急的百济形势吗？
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不得不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刘仁轨，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
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刘仁轨，最终不但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就成了一代名将。
谁也不会料到，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的得而复失和功亏一篑，到头来居然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刘仁轨的传奇人生。
在高宗时期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轻时代便建功立业的元勋宿将，如李世勣和程知节等人；有的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如苏定方；有的是遭到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地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裴行俭；再有就是刘仁轨这种人，一辈子都与战场无缘，到老却一不留神变成了一代名将。
那么，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刘仁轨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名将的呢？
【独臂擎天：刘仁轨传奇（上）】
刘仁轨原本在朝廷担任给事中，因参与审理大理丞毕正义自缢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差点挖出了幕后主使李义府，因而得罪了李义府，旋即遭到报复，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刺史。几年后，高宗下诏征讨百济，刘仁轨承担了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突遇海上气候变化，他便推迟了出海日期。
可是，一直想把刘仁轨置于死地的李义府在得知情况后，却严令刘仁轨按时出行，不得耽搁。刘仁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海，结果遭遇暴风，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葬身海底。
李义府立刻抓住把柄，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去调查刘仁轨失职一案，并且特意叮嘱袁异式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李义府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袁异式利用这个案子整死刘仁轨。袁异式抵达青州后，对刘仁轨说：“您在朝中得罪了什么人，心里应该很清楚。依我看，您最好早作打算。”
袁异式其实是在暗示刘仁轨——既然你已经犯在了李义府手里，那迟早也是个死；与其被朝廷明正典刑，弄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还不如趁早自我了断，留一个全尸，保一家平安。
可是袁异式的“忠告”却遭到了刘仁轨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为官失职，理当接受国法的制裁，你如果依照法律将我处死，我绝不逃避。可是，如果要我自杀而让仇人称心快意，我绝不甘心！”
袁异式奈何不了刘仁轨，只好把他绑了，押回京师复命。案件上报朝廷后，李义府马上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旁边的一个朝臣源直心听了，当即替刘仁轨打抱不平，说：“海上突起风暴，非人力所能及。”认为刘仁轨失职情有可原，罪不当死。
高宗随后作出裁决，将刘仁轨罢官，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军东征。
就这样，刘仁轨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百济。可他已经无官无职，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推车挑担的伙夫。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居然落到了这般田地，刘仁轨内心的痛苦和失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
即便只是当一个随军出征的伙夫，刘仁轨胸中的报国热情也丝毫没有减退。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百济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刘仁轨这一生恐怕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当高宗李治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时，刘仁轨哈哈大笑地说：“天将富贵此翁矣！”其乐观和自信的心态溢于言表。
高宗给刘仁轨下达的任务是：会同新罗军队，火速率部驰援熊津。
出发之前，刘仁轨特意向州司请领《唐历》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名册。然后，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满腔豪情地说了一句话：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资治通鉴》卷二○一）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涌现的人才特别多，而最令人瞩目、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大多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初唐时期，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上马便可杀贼，下马即能治国，在朝堂和沙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华。
而刘仁轨正是其中的一员。
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可带领军队却是一把好手。史称他“御军严整”、指挥有方，因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百济复国军在熊津江口修筑了坚固的防线，并派重兵布防，企图阻止他的攻势，结果一战而溃，被杀和溺死了一万多人。正在围困熊津城的道琛听到前方惨败的消息，不敢与刘仁轨交锋，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任存城。
刘仁轨一出手就解了熊津之围，顿时让留守百济的唐军士气大振。刘仁轨随即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共守熊津城。
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了内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