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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敢奉诏！”
武曌被气得浑身哆嗦，可宋璟所言句句都是典章制度所规定的，她根本无由反驳。
与此同时，宰相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左拾遗李邕等一干朝臣也频频进谏，坚持认为应将张昌宗交给凤阁、鸾台及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作彻底调查。武曌一见倒张的声势如此浩大，为了缓和局势，就表示可以让司法部门讨论一下张昌宗的案子。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马上提出了司法部门的意见——应将张昌宗处以极刑！
武曌一听，赶紧又缩了回去，不予答复。
宋璟最后横下一条心，直接闯进长生殿，再次奏请逮捕张昌宗。武曌有气无力地说：“昌宗不是早就向朕自首了吗？”
宋璟说：“张昌宗是被匿名传单所逼，万般无奈才自首的，并非真心悔过。何况谋反是大逆之罪，绝不能因自首而被豁免。如果张昌宗不受到极刑的制裁，还要国法干什么？”
这一刻，病榻上的武曌顿时脸色大变，心头的怒火猛然升腾而起。
你小子真的是活腻了，敢跟老娘这般面折廷争！要放在以前，你小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武曌的心里火焰窜动。
可奇怪的是这股火焰只是扑闪了几下就忽然熄灭了。
武曌在心里苦笑。
她知道，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武曌最后冲着宋璟笑了笑，温和地劝了他几句，试图化解僵局。可宋璟一点面子都不给，反而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受到陛下非份的恩宠！臣知道说这番话必定会招致大祸，但是正义激荡在心中，虽死不恨！”
站在一旁的宰相杨再思闻见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赶紧替武皇挡驾，高声宣旨命令宋璟退下。宋璟白了他一眼，厉声说：“圣上在此，用不着宰相擅自宣旨！”
武曌长叹一声：“朕准了，让昌宗去应讯吧。”
女皇武曌的声音苍老而喑哑，可在宋璟听来却无比响亮。他以为武皇终于妥协了，不禁大喜过望，立刻把张昌宗带到御史台，连堂都不升了，站在庭院中就开始了审讯。
可宋璟根本没有料到，审讯刚刚开始，宫里的宦官就带着武皇的圣旨来了。
宦官宣布将张昌宗特赦。
被武皇耍了！宋璟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资治通鉴》卷二○七）没有抓住机会先击碎这小子的脑袋，此恨难消啊！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倒张行动彻底失败。
拥李派大臣终于看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只要武皇在一天，二张就一天不会倒。
而且，他们最终还明白了一件事——试图用法律手段扳倒二张，只能是一种幻想。
既然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问题，那要靠什么？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张，而且可以一举光复李唐！
他的方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兵谏逼宫。
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八旬老人，两个月前刚刚就任宰相。
他就是张柬之。
【神龙政变】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在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与可汗之女和亲，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曌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曌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看见张柬之的脸上迸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那些拥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内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焕发出这种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阴历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曌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但是，八十一岁的女皇武曌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社稷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了。
张柬之计划的第一步，是确立政变的核心力量。刚一拜相，张柬之便在拥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个人，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
之所以会选择这四个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复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显自然成为此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与策划，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暐出面，其身份相当于太子派出的代表；
二、敬晖、桓彦范与张柬之不仅曾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门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
三、袁恕己的情况与崔玄暐类似，也是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来。
计划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禁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北衙禁军，驻守皇宫的北正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发动的那场政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当年是在长安的玄武门，这里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二者同属北衙禁军的驻地，因而其地位与作用一般无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喋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初唐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场玄武门之变，而是有“四次”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北衙禁军，还有一支南衙禁军，驻守宫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南衙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时也负有保卫京师之责。
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当时的右羽林卫大将军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在高宗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首先找到他，开门见山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感怀泪下，说：“大帝（高宗李治）。”张柬之当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资治通鉴》卷二○七）
成功策反李多祚后，张柬之旋即用最快的速度将一批心腹安插进了北衙禁军，分任左、右羽林将军，他们是敬晖、桓彦范、右散骑常侍李湛（李义府之子）、荆州长史杨元琰。杨元琰是张柬之荆州长史之职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好友。当年二人在荆州办理职务交接时，曾相约于长江上泛舟，杨元琰当时便慨然吐露了匡复李唐之志。所以此次张柬之将其调任右羽林将军时，特地叮嘱他说：“杨君还记得在长江上说过的话么？今天给你的职位，不是随便给的！”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张柬之就一连作出了这么多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引起了二张的疑惧。为了消除二张的猜疑，避免打草惊蛇，张柬之就把他们的党羽、建安王武攸宜任命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从而稳住了二张。张柬之之所以敢把北衙禁军的一半指挥权交给武攸宜，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在左、右羽林军中安插了多名中层将领，因此他完全有把握将武攸宜架空，让他变成光杆司令。
至此，北衙禁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掌控在张柬之的手中，而南衙禁军则不用费张柬之任何功夫，因为其最高统帅左卫大将军正是相王李旦担任的，如果行动开始，整个皇城和外围京城的局势都可以交由李旦和袁恕己掌控，因而根本不用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