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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
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
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
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
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
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
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
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
居然有这回事？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
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
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
《新唐书》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然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这“不可与共治平”一语，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
从历史上看，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
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
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豳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
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毬、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据说，要是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会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左右大惊失色，连忙扑火，李隆基却说：“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招致祸败。比如开元八年，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走得很近，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
事后，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主动向玄宗请罪，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最后，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
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
不可否认，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但是，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翦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换而言之，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
【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