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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被罢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精明强干、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其实，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简单，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赵诲受贿的事情，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
在赵诲一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当赵诲东窗事发时，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玄宗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换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让主人瞧瞧颜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所谓专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并且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姚崇卸任后，宋璟继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是因为玄宗亲政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因此，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推诿、扯皮等低效现象。
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权独揽，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从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
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
在坚持原则，犯颜直谏方面，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
对于外戚，他敢于不讲情面；对于宗室，他敢于秉公办事；甚至对于玄宗本人，他也敢于“触逆龙麟”。
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
如果说，“善应变”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那么“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下面有几件事情，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封祁公，官任开府仪同三司（一级文散官，从一品）。既然是当朝国丈，身份显赫，爵高位尊，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坟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严。所以，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窦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丧葬规格，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
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驸马，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个人亲情，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应。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
然而，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
宋璟得知这件事后，立刻拉上副手苏颋，当面向玄宗进谏，说：“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过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闻言，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说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宋璟说：“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怎么还能明知故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