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着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世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