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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当燕军像潮水一样涌上睢阳城头时，唐军将士再也无力举起手中的刀枪。
张巡绝望了。他向西遥拜，大声喊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资治通鉴》卷二二○）
随后，燕军生擒了张巡、许远等人。尹子奇命人把张巡押到跟前，用他的独眼久久凝视着这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忽然咧嘴一笑，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为什么？”
张巡仰天狂笑：“我志在生吞逆贼，只恨力不从心！”
尹子奇当即用刀撬开张巡的嘴，果然看见牙床上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顿时肃然起敬。他有心想留张巡一条命，然后招降他，可左右却坚决反对。他们说：“张巡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不可能为我所用。而且，他深得军心，如果留下他，必为后患。”
尹子奇思来想去，觉得此言不无道理，最后只好将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唐将全部斩首。许远被押赴洛阳，未久也不屈而死。
张巡终年四十九岁。
据说他死时，“颜色不乱，扬扬如常”，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汉子。
睢阳之战，历时十个月，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初六千八百人，后增兵三千人），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初十三万，后增兵数万），且斩杀敌将三百、毙敌十二万人，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
张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首先当然是因为唐军将士的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巡临敌时的机变无穷。
张巡作战时，从不墨守成规，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让他的麾下将领各随己意指挥士兵。有人对此深感不解，张巡解释说：“燕军主力都是胡人，他们作战，历来是‘云合鸟散，变态不恒’，仅仅数步之间，情势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在刹那之间作出反应，如果事事禀报主帅，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尽量做到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将领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来，他们到了战场上，就能像手掌指挥手指一样运用自如。士卒与将领一旦相知相习，就能做到人自为战，也才能做到临机应变，出奇制胜。”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对张巡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然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就产生了很大争议。贬张者认为“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张的人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资治通鉴》卷二二○）。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并且树碑立传。
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
挺张的人赢了。“众议由是始息”，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
可是，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可同时他也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鉴论》卷二三）
时至今日，“贬张派”和“挺张派”依然是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与法西斯无异。后者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因此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张巡的做法实属情有可原。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
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候，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肃宗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十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就败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一死”以明志，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
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
第二章藩镇大裂变
【史思明复叛】
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
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噩运。
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
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
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
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
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李光弼。
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
谁？
史思明。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
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那层关系，所以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
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
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
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
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
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
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