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前鱼朝恩献出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章敬太后(代宗之母)祈福而修建的。据说此寺“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极为惊人,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木材全部投入都不够用,最后只好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才算把这座寺院盖完,整个工程耗资“逾万亿”。
毫无疑问,这座章敬寺虽然挂着为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则无异于鱼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鱼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里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究竟是何用意?他是在向郭子仪伸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郭子仪对此颇感迷惑。
不过,很快就有人帮郭子仪廓清了迷惑,提供了答案。
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朝首席宰相元载。他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朝恩谋不利于公。”
也就是说,鱼朝恩是准备在章敬寺埋设伏兵,打算趁郭子仪不备把他一举除掉!
然而,这个信息不仅没有帮郭子仪廓清迷惑,反而在他的心头罩上了更多疑云。因为,元载跟郭子仪平时不过是在场面上哼哼哈哈、彼此敷衍而已,双方并无私交,他为什么要告诉郭子仪如此重要的信息?再者,元载是如何知悉鱼朝恩的阴谋的?他这么说有没有凭据,是不是在诬陷鱼朝恩?
疑团一个接着一个,让郭子仪难辨真伪、百思不解。
代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就看郭子仪作何选择了。
郭子仪的选择很简单——去。
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必须去闯一闯。
左右将领都劝郭子仪在衣服里面套上一件铠甲,同时带上三百名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郭子仪没有同意。他说:“我是国之大臣,鱼朝恩若无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假如他真奉了天子之命,你们又能改变什么?”
随后,郭子仪欣然赴约,身边只有两三个家僮跟随。
鱼朝恩亲自站在章敬寺门口迎接,一见郭子仪随从那么少,大感意外,惊问何故。郭子仪就把那个“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鱼朝恩,然后笑着说:“我之所以不带多人,就是怕您动手时麻烦。”
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毫无含义的玩笑,也可以把它视为大有深意的警告。究竟要作何理解,就看你鱼朝恩是否真的怀藏阴谋了。
鱼朝恩一听,赶紧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说绝没有什么“伏兵”之事,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二人关系云云。最后,鱼朝恩紧紧握住郭子仪的手,眼里挤出几滴浑浊的老泪,动情地说:“如果郭公不是一位忠厚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啊!”
当天,章敬寺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共享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最后尽欢而罢。
没有人知道那天的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人知道究竟是元载陷害了鱼朝恩,企图令鱼、郭二人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鱼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阴谋已经泄露,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
总之,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尽管如此,通过“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并不稳固。
因为,除了郭子仪之外,鱼朝恩和元载都显得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
换言之,就算郭子仪可以凭借他的明智、谨慎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可在鱼朝恩和元载之间,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心而论,在三个政治强人中,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鱼朝恩。史称其“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代宗)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此外,鱼朝恩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可在鱼朝恩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低眉拱手,“默不敢应”。(《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鱼朝恩的张狂。
那是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国立贵族大学)在多年战乱后重新落成,“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却“自谓才兼文武”,忙不迭地学人家在讲堂上开讲经文。
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照例要由一些硕学鸿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开讲儒学经典。于是,自认为满腹经纶的鱼朝恩就当仁不让、大摇大摆地上去了。
那天,鱼朝恩开讲的是《易经》。他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鼎卦”来讲。众所周知,鼎是国宝重器,象征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则通常被用来指代宰相。鱼朝恩就开始借题发挥,大讲“鼎足折,覆公餗”。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鼎的三足折断了,鼎就会倾覆,里面的食物便被白白糟蹋,犹如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
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缙,还有一个就是元载。
听到鱼朝恩借讲经之机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缙当即怒形于色,而元载则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
事后,鱼朝恩对左右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他的意思是:喜怒形于颜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的人,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
鱼朝恩的判断没错,元载确实是个值得提防、深不可测的对手,但他并没有料到,元载还是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
这种人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很会装孙子,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可以把你施于他的所有侮辱和伤害照单全收,但是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遭遇的一切加倍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鱼朝恩尽管没有看错元载,但他毕竟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
所以,他只能付出代价。
【破局:鱼朝恩之死】
很显然,在鱼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中,鱼朝恩已经逐渐居于强势地位。他因此越发忘乎所以,不仅视郭子仪和元载为无物,而且渐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都要凭天子决断,唯独鱼朝恩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事情必成了。换句话说,别人的奏章是在请求天子批准,他的奏章则仿佛是在通知天子执行。
此外,朝中大大小小的政务,只要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让他参与决策的,鱼朝恩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听到这样的悖逆之言,代宗李豫当然非常不爽,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
不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终于有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
第一件事,是鱼朝恩及其手下居然在禁军中私设黑牢。
为何设立黑牢?
答案很简单:为了钱。
鱼朝恩手底下有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他们贪图长安某些富豪的财产,就撺掇鱼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特务机构,并网罗了一帮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诬陷某些富豪犯罪,然后将其打入禁军黑牢,百般拷打,迫使他们招供,最后再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所以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