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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历来发动兵变、自领军政的藩镇将帅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任命为留后而已，可田兴万万没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阔绰，居然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所望的重赏，就无以安抚其士卒之心，更无以震慑其四邻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予魏博。”
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狠得让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
宪宗也心疼了。
朝廷辛辛苦苦攒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骄兵悍将？
天子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李绛却不依不饶：“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则永不复返。假如朝廷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想想也对，最后一咬牙，说：“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
于是，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宪宗命朝臣裴度带着一百五十万缗和免除一年税役的诏令来到了魏博。魏博军民奔走相告，欢声如雷，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相顾失色，长叹一声道：“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桀骜不驯、反抗朝廷者，到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几个人是相邻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
魏博正式归顺了。
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各州县挨个视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了魏博的每一座军营和每一间农舍。紧接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出缺九十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最后，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军民重申——从此以后，魏博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朝廷法令，按时缴纳各项赋税，力争早日把魏博建设成为两河地区最和谐、最稳定的模范藩镇。
魏博和朝廷当着两河藩镇的面如此眉来眼去、卿卿我我，顿时把成德、平卢等镇的老牌军阀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奶奶的，这不是在煽动两河藩镇的将士都起来造节度使的反吗？
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兴，使尽浑身解数，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一定要和朝廷决裂，重新回归两河藩镇的怀抱。
然而，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李师道恨不得把田兴碎尸万段，随即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属河南）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
韩弘回话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
李师道沉默了，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诸藩，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
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把两河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烧。可是，尽管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魏博的归顺无异于在两河诸藩的心上插了根钉子。
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并没有依靠战争手段，而是一次纯粹运用谋略的“和平演变”。
林肯说过：“摧毁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朋友。”李绛显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
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了，让宪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身为人臣，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风头抢光了，那么长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存？
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就已经流露出对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对上，宪宗先是跟几个宰相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