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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对手活得越长久，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淮西太早平定对他没什么好处。
说白了，韩弘就是想养寇自重。
一连两任主帅都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逐渐陷入泥潭，而与此同时，河北的形势也一点不让人省心。
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等镇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
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河北诸镇的奏疏正中他的下怀。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危险的。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多位大臣力劝宪宗罢兵，等平定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然而，对于大臣们的谏言，宪宗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反战派对此忧心忡忡，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这个一意孤行的天子。最后，大臣们只好悻悻地闭上嘴，静观事态的演变。
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突然传回一则战报，令沉寂数月的罢兵呼声再度响起，并且空前高涨。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时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县西南）一带与淮西军会战，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此前，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则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实在是败得太惨，只好如实奏报。
消息传来，满朝骇愕，反战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并入宫力谏。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宪宗对此依旧不以为然。他若无其事地扫了大臣们一眼，说：“慌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岂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
在反战派看来，宪宗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可在裴度眼中，天子这么做就叫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淮西战局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大家只知道皇帝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些日子，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翰林学士钱徽等人被免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罢免，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
宪宗似乎在用行动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跋扈藩镇的决心绝不动摇。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两年多，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打得更艰难，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所以劳而无功；此外，因战线过长，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诸道军队都想保存实力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原因之一。仅以卢龙为例，朝廷与成德开战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仅仅打下一个县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已无力支撑。去年新任的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之中。经过多日犹豫，宪宗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
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
裴度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已是势穷力蹙，之所以仍在顽抗，只因我军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担心臣抢了他们的功劳，必争相出战。”
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为之感怀泪下。
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
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中，他用宦官制约文臣，是为了防止他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在战场上，他也爱用宦官，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恃。所以，自从与淮西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
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阉宦身上。这帮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把屎盆子扣在将领头上。有这样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找到了症结所在，裴度当即奏请宪宗，很快就把所有监军宦官悉数召回了长安。于是，将领们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可是，罢废监军宦官固然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平定淮西。所以，裴度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裴度面临的难题就不仅是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对于一场胶着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而言，什么才是最快的决胜之道？
唯一的答案就是，抛弃正面对决的打法，采用出奇制胜的战术。
这年十月，正当裴度在郾城的统帅部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的一位大将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密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相当大胆的作战计划。
看完计划，裴度不禁拍案叫绝：“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资治通鉴》卷二四○）
裴度口中的这位常侍，就是李愬（其中央官职是散骑常侍）。
李愬向裴度呈上的计划是——由他亲率一支奇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愬虽是官二代，“以父荫起家”，但本人“有筹略，善骑射”（《旧唐书列传八十三》），并不是全凭老子荫庇的纨绔子弟。李愬入仕后，历任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等职。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寓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调派荆南节度使袁滋接任，没想到袁滋还是碌碌无功。李愬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他才堪大用，便向宪宗举荐。宪宗遂将袁滋贬谪，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
元和十二年正月，李愬来到前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愬到任后非但没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反倒对士卒们放话说：“天子知道我天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命我前来抚恤你们，至于领兵作战，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
由于淮西战事迁延日久，且败多胜少，士卒们早已厌战，所以听了李愬的话，人人笑逐颜开。李愬的亲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流露了不满之意。李愬告诉他：“前任袁滋消极怯战，吴元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听说我来了，肯定会严加戒备，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才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亲信恍然大悟。随后，淮西军发现朝廷新任的这位主帅和那个袁滋是一路货色，果然放松了戒备。
接下来的日子，李愬一边继续放烟幕弹迷惑对手，一边却暗中积极筹划，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很显然，要实施这个突袭计划，就必须对淮西的兵力部署和各种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招降敌军的将领了。
元和十二年二月，李愬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士良。此人骁勇善战，曾屡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腹挖心，以泄其愤。李愬命人把丁士良带到面前，见他面无惧色，视死如归，当即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为其松绑。
丁士良感恩戴德，誓愿为李愬效死。
当时，李愬面前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琳，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令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士良主动请战，设计擒获了吴秀琳麾下勇将陈光洽，进而逼降了吴秀琳。
李愬不战而入据文城后，对吴秀琳及其降众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凡是家中有父母者，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降卒们无不感恩流涕。从此，各地的淮西士卒纷纷来降。李愬的麾下部众也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
毫无疑问，李愬所做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