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呢?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仅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