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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干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们，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却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李神通无话可说。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天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出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所以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按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