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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欣慰地笑了。
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的法治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能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
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限制并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占总数的64％；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占36％。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此外，在美国，联邦法律虽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2个州废除了死刑。
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在“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无疑具有普遍共识。而我国同样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并且已经有很多法学家提议，希望我国最迟能在2050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后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直到今天，“宽仁慎刑”的贞观法治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第六章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
【贞观CEO的管理哲学】
作为大唐贞观的CEO，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哲学。因而能够把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全部吸引到他的身边，从而发挥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
从武德年间起，李世民的麾下就可谓是“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到了贞观时代，各种人才更是纷纷涌现，济济一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就曾描述过贞观一朝的人才盛况：“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全唐文》）
贞观的人才集团不仅在当时是最优秀的，而且跟其他朝代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王夫之所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
那么，贞观一朝人才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换言之，李世民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究竟有何秘诀呢？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上台执政，就命当时的右仆射封德彝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见什么动静。李世民很不高兴，就诘问封德彝。
封德彝一脸无辜地说：“不是臣不尽心，而是当今天下确实没什么人才啊。”
李世民顿时脸色一沉，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无言以对，只好惭悚而退。
这段话就是李世民用人哲学的精髓。正所谓“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所以关键是要“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全唐文》卷十，《金镜》）。也就是说，在真正高明的管理者眼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才。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缺点，并且都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特点或特长。身为一个组织的领袖或者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就是要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独到之处，然后把他们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让他们的才能与他们的职务相匹配，从而发挥出最佳效能。
进而言之，在很多时候，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从你身上发掘出的优点，很可能连你自己都很少意识到，甚至根本不曾察觉。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
封德彝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因为他缺少这样一双眼睛。
无怪乎李世民会挖苦他：从前天下治理得好的人，难道是跑到别的朝代去“借”人才吗？是你自己没有知人之明，怎么能把天下人全给看扁了？
但是，知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魏徵就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贞观政要》卷三）李世民自己也说过：“用人之道，尤为未易。”（《金镜》）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鉴别人才之优劣长短的呢？
除了从战争年代起就炼就了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之外，贞观年间的李世民还会不定期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臣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准确把握每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十二月，李世民就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当时政事堂的所有宰相出席。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忽然用一种闲聊天的口吻对侍中王珪说：“爱卿见识深远，而且口才又好，现在就请你从房玄龄开始，对在座诸位一一评鉴，最后也谈谈你自己，看看你的才能跟他们比起来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