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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第一百九十八章 套中之套(一)

作者:响木 字数:3132 书籍:崇祯十三年

  在农耕民族的习俗中,正月里总是最清闲一个月。每年春播一般在农历三月左右开始。在此之前的二月上旬,农民便要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平整土地、翻堆肥料,所以正月里刚好是痛快玩乐的农闲时节。不过在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却没有心情玩乐。去年旱灾收成不好,献贼又流窜骚扰一番,农民早已经弹尽粮绝、家徒四壁。可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最近又主持出 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

  大明朝的财政,早年以本色(米、布等实物)为主,钞钱为辅。嘉靖以后钞法大坏,遭到上下一致的抵制,连朝廷也不愿在税赋中征收自己发行的宝钞。所以上下的合力,迫使朝廷改以白银等折色为主。万历新政,施行“一条鞭”之法,合并税种,征税全用白银。张居正死了还被抄家,他的条鞭之法却保留下来。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原先供地方不时之需的各省、府、州、县府库的小家底,都按皇帝诏令把藏银输解到了户部。至此,天下官银皆入京师。万历三大征之后,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崇祯之后,军费更是浩大。一点微薄的岁入,早已是杯水车薪。没有钱,可仗还得打。朝廷唯一的应对之法,便是不断加派赋税。

  天启、崇祯年间加派的赋税主要有四类:三饷;宗室禄米和庄田;带征和预征;地方私行加派(注一)。

  三饷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从万历末年辽左用兵开始,每亩加银九厘。崇祯三年加征三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余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练兵为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宗室禄米和庄田,不少也是通过加派赋税实现的。大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万历年间,新封藩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所封之地根本不存在这么多的无主闲田,除了部分夺自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加派赋税取得租银来顶替。比如就藩汉中的瑞王。他所谓的二万顷庄田,就是靠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四省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实现的。

  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预征则是指除了缴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

  地方私行加派更是巧立名目,对百姓有敲骨吸髓之痛。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廷栋曾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梁廷栋作为兵部尚书,本意是为加派辽饷辩护,但是他认为地方官员阴为加派的数额大于辽饷,却是符合实际的。

  但使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税赋负担的不平等。王府、勋戚、缙绅有着一定的免税特权。他们利用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那么全部的赋税负担就落在了平民和中小地主身上,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大量破产逃亡。可地方官吏为了足额完成税负重任,又不得不挖空心思,采取各种办法收取赋税。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也不列外,他上台伊始,便挖空心思,不断强化各府、州、县赋税征收的责任。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有严格具体的规定。比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甚至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同时,完不成钱粮任务还要降级、扣发俸禄。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官员被扣发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注二)。但是,随着崇祯十四年的到来,四川贼患灾情严重的地区,已经无法从数量有限的中小地主和平民手里征到足够的钱粮了,于是地方拖欠的税赋越来越多。四川巡抚廖大亨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不违反惯例,在春节期间严令四川各地必须完成欠税的追缴。谁曾料想,他这一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很快酿成了四川各地严重的群体事件,史称“除五蠹”。若非有神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必然会乌纱落地、逮入京师,然后斩首菜市口!

  成都府下辖之彭县,在省城正北偏西一点,离成都府城中心点蜀王府不足百里。周围的新繁县、灌县、郫县、新都县、汉州(今广汉市),大都同属于都江堰灌区。这些州县,不仅富庶,也是王庄密布之处。

  崇祯十四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在朱平槿离开碧峰峡前往天全的同一天,彭县县衙的后衙花园中,一位身着青布长袍的干瘦老者正含笑着坐在竹圈椅中,与几个年轻学子闲谈碎聊。

  “老大人真是好手段!一番简单布置,便让那些胥(XU)吏衙役干劲朝天!”一位县学里的学子由衷地赞叹道。

  另一位年级大些的书生也摇头晃脑地赞道:“那些胥吏衙役,不过是些追名逐利之徒。仗着出身本乡本土,他们哪年不在这钱粮之事上给县尊老大人上眼药、出难题?现在可好,县尊一道文书,他们为了拿到公事银子,只得四乡八里到处追缴欠税。学生以为,县尊老大人此举有三妙:一妙是县里追缴了欠税,来年考绩必定会上上。朝廷奖掖能员,赏老大人一个州府也是应有之题;二妙是以欠税折抵胥吏衙役的公事银,县里便少了好大一笔花销;三妙是那些胥吏衙役,平日里只知挑词架讼,狐假虎威,鱼肉乡里,全然不把朝廷大事放在心里。如今他们也会到乡下去挣那泥水钱了。经过此番收拾,以后老大人使唤这些须末小吏,还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众人交口称赞,青布长袍的老者被捧得浑身通泰,正要谦逊几句,忽然听到衙门前一阵铜锣急促地敲击声,然后渐渐便是人声鼎沸。老者正要开口询问左右,只见他的师爷从二门冲进来,在花园台阶上跘了一下,踉跄几步跑过来急道:“东翁,大事不好了!”

  这位青布长袍的老者便是彭县知县王国麟。见到师爷失态的样子,王大人一脸不悦:“何事如此惊慌?长蘅,本县常教你养气,你是左耳进右耳出!外面能有什么大事?莫非献贼又杀回来了?”

  师爷擦擦汗道:“东翁,不是献贼,是那些欠税的刁民!他们聚在衙门口闹事,口称要除掉衙蠹!为首的便是那两个豪民,他们正在敲锣召集人手呢!”

  “还是王纲、仁纪那两个不老实的家伙?”

  “正是!”

  知县呵呵一笑,对几个县学的学子道:“世间万事皆文章!你们来请教老夫时文,老夫倒要请教你们:这豪民聚众抗税,本县该如何对付啊?”

  众学子谦让几回,刚才那位年级大些的书生推让不过,于是回道:“学生以为,老大人当尽除首恶,宽宥附众。如此,既可正国法,去邪气;又可平复县民之怨,彰显老大人拳拳爱民之意。”

  知县口中唔了一声,迷着眼想想,脸上笑容更胜,显然这书生的意见深合内心。众人见状,连忙凑上来七嘴八舌附和。知县睁开眼,正待与师爷交代,眼角却晃到一位书生站在众人圈子之外,正低头垂首好像思索什么。知县微笑着叫着这位书生的字:“时中,你在想些什么,不妨说出来让本县和众人都听听。”

  这位书生分明有些腼腆,听到知县大人点名,又见到同学们对他嘻嘻哈哈,更加紧张,只是嘴中喃喃道:“学生想、想,那些刁民冥顽不化,会不会铤而走险?学生想,要么把闹事之人都关了起来,要么让衙役们暂缓些催欠……”这位书生正说着,突然想到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正是面前这位知县大人的得意之作,猛然间心中一惊,刹住了口,站在原地没了话说。

  那位年纪大些的书生对这位学弟向来不屑。他摇摇头笑着道:“时中可能想差了!我县里就几十个衙役,怎么可能……”

  他剩下的话,被衙门外一阵巨大的欢呼声打断了。知县和书生们被扑面而来的声浪震得脸色发白,正在不知所措,一个刑房书办满头油汗地急促跑来,顾不得对知县大人行礼,边跑边大声叫喊:“大人,快想法避避!那些刁民反了,刚才县丞大人率张都头出去弹压,结果张都头被扔进粪坑淹死了!县丞大人和其他衙役都跑了!小人是冒死回来报信,大人快避避风头啊!”

  众人听到,哗的一声各自乱跑。师爷一把抓住乱跑的王大人大叫道:“后门!东翁,走后门!”

  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彭县知县王国麟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衙役们趁机大举追索,闹得全县百姓怨声载道。彭县地方上两位有些声望的小地主小商人名叫王纲、仁纪的,趁机在县衙前敲锣聚众,发出了“除衙蠹”的倡议。倡议受到县民的热烈响应。县中都头带兵弹压,被愤怒的民众扔进了粪坑活活淹死。彭县的“除衙蠹”运动,很快传到了临近的州县,接着又波及到了四川各地。与此同时,“除衙蠹”运动迅速扩展成了“除五蠹”运动。“五蠹”,包括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学蠹。许多被百姓指为“五蠹”的官府衙役官差、王府管庄管店、地方豪强流氓、缙绅豪奴恶仆、生事害人的书生秀才,被活活打死的,被抛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他们的财产,大都被疯抢一空;他们的房子,大都被点燃焚烧。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在迅速摧毁荼毒百姓的黑恶势力的同时,也向所有人展示了它恐怖的另一面——群众运动所固有的无序性和它那令人颤抖的破坏力!

  注一:以下数据引自顾诚先生文。

  注二:摘自《崇祯上吊的死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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