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283章 正国本(十二)栽培

　　大明元辅第283章正国本(十二)栽培

　　飞白？廷弼？

　　是的，这位观政进士名廷弼，字飞白。哦，对了，他姓熊，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同进士出身。

　　既然是同进士出身，说明他在人均卷王的会试中考得并不算好。

　　实际上，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金榜除了一甲三位进士及第之外，还有二甲进士出身五十七名，这就六十位了，而熊廷弼在三甲之中也不过名列第一百一十五名而已。

　　按理说，这样的成绩实在不太可能成为高务实这位文华殿大学士身边的观政进士才对，然而熊廷弼也有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高务实对明末历史的了解使其对熊廷弼印象非常深，而当年殿试考完之后所举行的馆试——也即庶吉士考试——礼部右侍郎萧良有便是馆试考官之一，因此熊廷弼通过了馆选，成为庶吉士。

　　散馆之后，熊廷弼很快便接到了调令，成为了高务实身边的观政进士之一。

　　这话说明白点，其实就是高务实在背后“保送”了熊廷弼一把，让他的人生与原历史出现了区别。

　　原历史上熊廷弼闻名于明末，闻名于其救时之见，更闻名于其悲情之死，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早年。其实，只要知道他的早年，就会知道他考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已经极不容易了。

　　原历史上的万历十一年五月，当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图伦城，打响他建立后金政权、一统辽东的第一仗时，他未来的对手，时年十四岁的熊廷弼还在湖广江夏的老家里，一边劳作一边读书。

　　是的，熊廷弼出身贫苦，吃顿饱饭都很不容易。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熊廷弼曾多次辍学。当然，对求知的渴望，对出人头地的向往，又总是支撑他攒钱回到学堂继续读书。

　　然而这样一来，他的求学进程也被耽搁了不少时间，让原本天资聪颖的他也直到万历二十五年时才以二十八岁的年纪一举考上金榜。

　　本书第一卷就说过，有明一代的进士从年龄上看，高中金榜时的年龄以三十出头为最多，然而那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家中殷实、不事生产的“专业读书人”——比如高务实这种就很典型。

　　然而熊廷弼属于自小就开始了“半工半读”，平时只能在打零工、干农活与读书之间不断切换。就这，人家还在二十八岁高中金榜，说他读书不行，那实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纵观熊廷弼一生来说，科举高中这件事情对熊廷弼来说，是幸，也是不幸。

　　“幸”体现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实现了由民到官的阶级攀升，有了实现自身抱负，留名青史的机会。

　　“不幸”则表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有着激烈党争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刚烈的秉性，最后必然无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进士，由于只是同进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贫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辈照料。于是熊廷弼既没人关照，也没能考过馆试，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当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与此同时，不仅他未来的对手努尔哈赤正在辽东一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的大明朝野，却还充斥着激烈的内斗，国力已经不能说止步不前，应该说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续衰退之中。

　　原历史中可没有高务实的掺和，朝中的势力在不断分合重组后，逐渐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他们相互攻讦，只为争夺己方的最大权益。

　　早先几年，熊廷弼都在地方当官，从而幸运地没被这些激烈的党争波及到。但当他逐渐有了突出的政绩，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并步入朝堂后，他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尽管熊廷弼本人全无“站队”的想法，但按照乡贯地域划分，他还是被自动划入了楚党，间接地与东林党站到了对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时也刚正不阿，特别是对大明朝廷极为忠诚，对朝廷事务尤为挂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个人利益和己方阵营利益的官员，他显得“天真”和“稚嫩”了许多。

　　尽管身在楚党，熊廷弼也没有刻意拉开与东林党人的距离。其中部分东林党人，也因无明显纠纷，而与他保持着交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熊廷弼，其实都是激烈党争中的边缘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成为了两党眼中可以彻查“辽东弃地桉”的合适御史人选，也因此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集。

　　“辽东弃地桉”发生在两年前的万历三十四年。当时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前者阵营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打算在辽东提前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他意识到位于建州女真腹地的宽甸六堡很难守住，而一旦失去就会成为东林党攻讦齐楚浙三党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借口时，他就决定了要直接放弃这块地方。

　　于是，就有了“擅自弃地八百里，六万居民被迫回迁内陆，流离失所”的场景。而努尔哈赤也取得了在东北更大的军事优势。

　　这件事闹得不可谓不大，但因为当时齐楚浙三党在朝中的势力高过东林党，且深知李成梁这一做法背后的原因，因此出面保下了李成梁。但万历三十六年时，被认为是东林党重要人物的叶向高成了首辅后，这件旧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帝决定派遣御史前往辽东查明真相，此时立场显得相对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来。

　　到达辽东后，熊廷弼在那里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实地调研，最后查清了李成梁和赵辑放弃领土、驱民迁徙的全过程。

　　不懂党争，或者说不愿意参与党争，只担忧国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气愤，列举出了李成梁和赵辑的八大罪状，并上疏要求对其进行严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上完全清楚其中内幕的万历帝朱翊钧当然没有理会严惩这个说法。他甚至没有将熊廷弼的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诏书，称赞李成梁“镇辽年久有功，应予以恤典”，然后就让李成梁体面地“退休”了。

　　这是朱翊钧分不清是非曲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一种权术上的折中，算是给了东林党一个说法，又不至于彻底得罪齐楚浙三党。

　　事实上，他是故意维持朝廷内部的党争局面，使双方都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相应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对皇帝过多的干涉。归根结底，这背后是君权与臣权的较量。

　　严惩意见虽然没被采纳，但是熊廷弼倒也没有丧失积极性，他很快又对辽东进行了实际的军事考察。

　　当时辽东的土地上，明朝、漠南蒙古和女真三大军事势力相互斗争，且停留在或战或和、关系不明朗的阶段。然而，尽管局势暧昧不明，熊廷弼却清醒地认识到，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给明朝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

　　他指出，蒙古虽强盛，却“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建州女真饮食性情与明朝相近，“志在我土地”——后来的事实显然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更好地防御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熊廷弼提出了整顿军纪，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主张。而在任期的三年里，他也是这么执行下去的。

　　辽东疆域先后修建起了七百多里的城墙和大批的城池墩台，高高筑起了一道防线。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并种上了作物，辽东的粮食收成每年达到了上百万石之多，于军于民都是功德。

　　由于熊廷弼深知此时辽东明军因为援朝抗倭等战争的损耗，实力已然大不如前，因此他主张军队以守为主，得到了整肃军纪，提高战力，保存实力的机会，整体力量得以缓慢恢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有着枭雄之志的努尔哈赤，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转而蛰伏了起来。

　　万历三十九年，熊廷弼在辽东的任期期满，奉命改差南直隶督学。然而就是在这之后，熊廷弼与东林党多起纷争——这不奇怪，督学南直隶嘛，跑去人家地盘上了。

　　就任南直督学期间，熊廷弼因“所拔皆名士，所进皆寒微，所黜皆是乡绅津要子弟而东林弟子居多”，而越发得罪了东林党，至此深陷党争，难以脱身。

　　不久后，纪律严明又脾气暴躁的熊廷弼因为棒打生员致死，被东林党人抓住了把柄。在遭到弹劾后，他立刻被撤去了官职，只能居家赋闲多年。

　　而这个时候，已经建立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就趁机在辽东发起了“萨尔浒之战”。代替熊廷弼镇守辽东的杨镐率领十二万明军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展开了厮杀，却因为众所周知的那些原因，落得了惨败的结果。

　　自此之后，大明一再丢失原有优势，变得被动了起来。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糟糕，“收拾辽东残局”已然成为大明官员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在这种情况下，赋闲在家多年的熊廷弼终于被想了起来，接到了起复的命令。救国心切的熊廷弼没有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在接到“辽东经略”的任命后，他带病昼夜兼驰二百余里，赶到了辽东。

　　为了整肃军纪，振奋军心，安定人心，尽快恢复辽东的军事防御能力，应对敌袭，熊廷弼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开始在辽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

　　他先是向朝廷请示，征调来了各地的部分精锐明军和物资，解决了最紧张的问题。后又亲赴辽东各个重镇巡视，给辽东原本的军民打了一剂强心针。而曾经临阵脱逃和贪赃枉法的将领也被他处死，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表现相对优秀的将领。

　　这样一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重新在辽沉要地构建起了一条固若金汤的防御战线，而辽东明军也开始呈现出了将领求战心切、士卒士气高昂的良好局面。这里边的成效，从不久后熊廷弼两次战胜进犯辽东的努尔哈赤来看，有非常直观的证明。

　　同时这也说明一件事，朱翊钧对大局是有把控的，也如以往一样知道谁才是真正能办事的臣子，并一如既往地在启用之后敢于放权。

　　然而很可惜，就在辽东这边呈现一片大好形势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又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重组。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万历帝朱翊钧与之后即位的泰昌帝朱常洛接连死去，天启帝朱由校冲年继位，朝中党争更加激烈，甚至连远在关外的熊廷弼也不能幸免。他很快就被东林党派的言官弹劾下台，而东林党派的袁应泰则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

　　与具有突出军事指挥才能的熊廷弼不同，袁应泰在军事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上任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努尔哈赤看出了底细。

　　曾经在熊廷弼驻守下固若金汤的辽东，也陆续被努尔哈赤找到机会，安插进了后金的奸细。这之后，袁应泰更没有了与努尔哈赤一战的能力。

　　然而，对危险毫不知情的袁应泰还听从了朝中速战速决的主张，主动发起了进攻，这显然加快了他失败的进程。

　　短短的时间里，他接连丢了沉阳、辽阳等重要城池，只能带领不堪一击的明军退守到了辽河以西。深觉大势已去的袁应泰举全家自杀，将这个无法自行解决的残局丢给了朝廷。而曾经被挤走的熊廷弼，又被朝廷在忧虑中想起。

　　在天启帝亲自接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后，身为臣子的熊廷弼也不可能耍脾气，自然只能再次接下收拾残局的任务。

　　然而，熊廷弼没有想到的是，都已经这种情况了，朝廷竟然还以财政困难、四川叛乱为由，没有理会他求兵、求饷的诉求。而东林党人更是趁此机会，以“没有钱也能打胜仗”的名头，为自己一派的王化贞要来了辽东巡抚一职以制衡熊廷弼。

　　这里最可笑的是，熊廷弼要不到军饷，东林党却为王化贞谋划好了相应的军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受尽掣肘、不得施展，而辽东巡抚王化贞反倒独率六万大军镇守广宁重镇，且军饷充足的鲜明对比。

　　期间，东林党人为力撑王化贞而多次奏请撤销熊廷弼在辽东的官职，而王化贞也表示说自己能在秋天之前给朝廷带来捷报。熊廷弼此时的处境之艰难已经显而易见。

　　然而，东林党人夸下海口的本事有，相应的实力却显然没有。面对五月份汹汹而来的八旗大军，王化贞甚至没有一丝反抗的实力，只能丢下广宁，一路向山海关溃逃。

　　等到熊廷弼赶来支援时，广宁已被努尔哈赤拿下。他还是老脾气，先是嘲笑了王化贞一番，最后仍然接过残部，将军民护送到了山海关。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王化贞显然要对丢失广宁一事负主要责任，但东林党人为了掩盖曾经力荐王化贞驻守广宁的举动，摆脱身上的罪责，因此开始祸水东引，在熊廷弼“支援不利”问题上泼脏水。所以熊廷弼也被送进了监狱，等待判刑。

　　熊廷弼在狱中呆了三年，一直在为洗清自己的冤屈而努力。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因为他彻底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与东林党结怨的阉党，打算趁着这次东林党立身不稳的时候，捏造一些罪名，将其置于死地。而就在阉党之首魏忠贤思考要捏造什么罪名的时候，早年曾与熊廷弼有嫌隙的一位马姓宦官提出，可以捏造熊廷弼曾向东林党人行贿的罪名。

　　于是，明明和东林党不对付的熊廷弼就这么死了。

　　说来可笑，被他极力想要摧毁的后金政权，却在一百多后由乾隆出面，为他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论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乾隆说这番话自然有他的政治用意，是故意挑明朝的毛病以证明鞑清的“顺天应人”，可这毛病的确客观存在，那也只好任由他说了。

　　高务实对于明末很多官员都没有好感，甚至恶感不少，但对于熊廷弼这个人，高务实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虽然熊廷弼也有他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性子高傲，尤其还喜欢嘲讽同僚等等，这在官场上来说……嗯，的确有点找死的嫌疑。但是，这些问题在高务实看来都属于小节，国家用人之际怎么能因小失大呢？

　　好比说他高务实“圣卷独隆”，也没有因此就想将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嘛。甚至回过头看看，梁梦龙还是当年张居正的门生呢！

　　总之不管怎么说，高务实的确是在刻意栽培熊廷弼，而且熊廷弼已经做了他两年多的观政进士，高务实已经准备第一次重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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