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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林说：“刚才亚洲书记提出的两个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议题有点跑偏了，不管是事件造成的人员伤害也好，还是影响恶劣的舆情传播也罢，这种局面，归根究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毫无疑问，是因为大规模的群众上访事件造成的，那又是因为什么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上访呢？这个问题，才是整个事情的根源，也是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祸根。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追究的，应该是这个祸根，而不是其它的派生问题。”
李亚洲说：“那好，既然你这样认为，那你就说说，什么才是这次事件的祸根吧。”
李松林说：“这次骚乱的起因，是因为西城工业园区水、电、路的三通问题引发的。刘岩作为市政府主抓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私自承诺把工业园区正面的围墙全部拆掉，用于建造进行商业经营的铺面房，要与拆迁户以地换地，这才导致了拆迁户集体骚乱和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
对于刘岩的问题，李松林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市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允许从事与商业经营有关的事务的。刘岩呢，作为一个领导，却带头在西城工业园区炒地皮，把工业园区正门的外墙地皮炒到了每平米两千六百块，他这样做，是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经济犯罪。
第二，这件事情，完全是刘岩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西城工业园区是工业园区管委会的管理范畴，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的，刘岩既没有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也没有跟西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商量，私自就做出了拆墙建房的决定。这种擅自做主的行为，完全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目无同事，目无下属。
第三，工业园区管委会坚持原则，推翻了刘岩的擅自决定，并在第一时间向刘岩做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刘岩应该积极的与拆迁户沟通，消除他们的负面情绪。我不知道刘岩究竟是没有跟拆迁户沟通，还是在沟通方式上出现了问题，不管是哪个原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拆迁户集体骚乱事件的爆发。
最后，李松林再次强调：“所以，我的看法，是要首先查找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在细节末梢上揪住不放。”
李松林的说法，立即遭到了常委们的强烈反对，曹水江直接站出来提出了不同意见。
曹水江主要围绕着政府部门是否应该从事商业经营与李松林展开了争论。
曹水江认为，李松林市长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刘岩的行为，应该归纳在指导商业经营的层面。作为一级政府，作为主持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因势利导地指导大家进行商业经营，并且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这种行为，是一个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在这里面，从事商业经营的主体是那些生意人，而不是刘岩自己。
如果照李松林市长的逻辑，市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土地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不是也要归结为从事商业经营？
至于土地价格飙升到每平米两千六百块，则完全是西城工业园区潜在商业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刘岩同志的恶意炒作。这种价值的体现，更加证明了刘岩同志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更加证明了他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关于擅自做主的部分，曹水江没有提及，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他不便于发表意见。
李松林和曹水江各执一词，就在他们两个人吵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刘岩进来了。
还没等刘岩坐稳，李亚洲就让他向常委们通报一下关于三通问题和集体上访事件的详细情况。
刘岩首先向常委们汇报了三通的问题。
西城工业园区已经投入建设一年多了，其中在里面入驻的新企业，有三百一十三家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工程。如果水电路能够及时疏通，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都可以投产了，有一半企业甚至在半年前就可以投产。因为水电路不能及时疏通，造成了这些企业不能按期投产。
刘岩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每家一年平均的生产产值为三千四百万，这样算下来，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每年将为钧都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总价值为一百零六亿以上，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因为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营而带来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增长。
刘岩又向常委们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三百一十三家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直接带来的就业人数为九万七千人，间接带动就业的人数为三万一千人，这两者加在一起，就会实现将近十三万人的就业。
第三组数据是这三百一十三家企业给钧都市的财政以及国家财政方面做出的具体贡献，这两组数字，相当于现在钧都市每年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一串串数字，让与会的每一个常委都触目惊心，透过这些数目字，常委们有了一个共通的认识，如果仅仅是因为三十九户家庭拆迁的问题导致了西城工业园区不能顺利地实现三通，进而导致了企业不能正常的开展生产和经营，不仅仅是对企业的犯罪，同时也是对钧都市一百三十万人民的犯罪，是对国家的犯罪。
李松林坐不住了，他必须从另外的侧面给刘岩以迎头痛击：
“刘副市长，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三通问题的解决是迫在眉睫的，但你也不能独断专行吧？有关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总得请示一下市委吧？总得跟市政府的有关同志商量一下吧？总得跟西城工业园区管委会打个招呼吧？最关键的是，这些土地的使用，必须得首先经过国土资源部门的审批，没有经过审批，土地的使用就是违法的。”
刘岩笑了笑，说：“那好，现在我就逐一回答李市长提出的质疑。首先，我来谈谈与市政府有关领导在这件事情上的沟通问题，李市长肯定还记得吧，关于三通的问题，我申请市政府专门召开了一次市长办公会议，当时李市长的态度是，市财政拿不出这笔钱，来支持三通的项目落实事宜，但李市长承诺过，可以给西城工业园区以特殊政策，让西城工业园区自行解决，同时，李市长还提出了三不原则，不介入，不参与，不干预。李市长，有这回事吧？”
这些，都是李松林在市长办公会上的公开态度，他自然没有办法抵赖。
刘岩继续说：“说实话，当时，我虽然从市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殊政策，但究竟如何利用这个特殊政策，把三通的项目落实到实处，我仍然是一筹莫展，毕竟，三通项目的落实，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我大概算了一下，估计在一亿三千万以上，现在西城工业园区还不具备造血功能，怎么才能把西城工业园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项目资金呢？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次夜间在园区附近巡查时，饥肠辘辘而又到处找不到饭店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启发，到现在为止，入驻西城工业园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五百家，每一家按招聘员工三百人计算，合计在一起，就是十五万人的庞大队伍，加上后续的服务行业，在西城工业园区长期定居的人员，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这些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于是，我便有了把园区的围墙推倒，建设铺面房的想法。”
“至于为什么对拆迁户采取了以地换地的办法，我是这样考虑的，康西村的那三十九家拆迁户，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其它对方的影响，也可能是自身的原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等靠思想，在拆迁补助领取之后的生活规划上，好多人的想法也是非常不健康的，有的人想拿着这些钱买一辆豪车到处显摆，有的人想拿着这笔钱去赌博，有的人甚至想拿着这笔钱去倒腾老婆。这样的想法，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拿到拆迁款不久就被挥霍一空，甚至有可能会堕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所以，我就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置换成铺面房用地，就可以吸引他们投入到商业经营当中，这样的话，就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了。”
李亚洲接着说道：“刘岩市长有了这些想法之后，第一时间跟我进行了沟通，说实话，刘岩市长的计划，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当初规划工业园区的时候，只是一味地侧重了工业设施的建设，却完全忽略了园区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幸亏刘岩市长及时地提出了这个方案，才使我们有效地填补了西城工业园区商业经营方面的空白，同时我觉得，关于西城工业园区商业网的建设，必须尽快地纳入议事日程当中，力争赶上企业的建设进度，尽可能的在员工入驻园区之前，完成所有的商业配套服务。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我和刘岩市长商量后决定，相关的审批手续，我们可以一边建设一边完善，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沟通之后，他们也同意这样的办法。”
刘岩和李亚洲的发言，基本上解答了李松林的全部质疑，可李松林呢，仍然是一副不依不饶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