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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
姜沃正捧着一份卷宗在看,手边桌上还堆放着不少——
都是弹劾李义府的。
狄仁杰甚至已经按照被弹劾罪名，分门别类给姜沃排好了：经济问题、渎职问题、滥用职权问题……
姜沃看了三份后，目光转移到手边剩下的,数量可观的奏疏上，心道：李义府自己有这么多小辫子，还敢主动充当马前卒,往死里得罪世家呢？
以往看在他中书侍郎的官职份上，他的许多细碎罪行，都是民不告官不究。
毕竟很少有朝臣愿意无缘无故，就去得罪负责拟诏的中书省侍郎。
问题是，现在有缘有故了——
自从李义府提出‘禁婚令’来的数日，弹劾他的御史数量激增,而且各个都是带着实锤来的。
狄仁杰的工作量一时大增。
*
且说，皇帝君临天下日理万机,并不是每一位御史的弹劾,都能直达御前。
毕竟御史台内,从三品御史大夫,到从八品的检校御史,共有近百人。
如果每一道弹章,都能直达天听，那皇帝一天只怕也不用干别的了，就只坐在那看御史台告状的奏疏就行了。
故而，御史台内，只有有数的几名五品以上的朝臣，奏疏才有资格直接送到御前。
而剩下的大部分御史，若是要行弹劾事，写成的奏疏得先送到大理寺内,由大理寺复核过无误，再汇总了上报。
狄仁杰如今的大理寺司直官，便是专管覆理御史（五品下）检劾官员奏疏的。
之前他去向皇后上禀‘李义府卖官’事，实是他的职责范围。
*
此时狄仁杰在旁，边将姜沃看过的卷宗再次收好，边感叹道：“早知我就等等，再向皇后禀明李侍郎卖官事了。”
那时弹劾李义府的奏疏不多，基本也只针对卖官事，狄仁杰就按例上禀代理政事的皇后了。
结果李义府转头就提出了‘禁婚令’，这下子好了，御史台无数弹劾李义府的奏疏雪花似的落到大理寺。
看这数量，狄仁杰很快又得去向皇后回禀一次。
姜沃都不想再看下去了，她现在根本不担心，能不能把李义府从朝堂上送走这个问题。
倒是开始担心另一件事：到底轮不轮得到她把李义府送走……
姜沃放下卷宗。
狄仁杰就抱着厚厚的卷宗去归档。
然后拿来记录‘调阅卷宗’朝臣的档子，请姜沃押字。
毕竟这些御史弹劾奏疏，除非有圣意允准，其余官员是不能随意调阅的——若是三省六部官员，都来大理寺扒拉下有无弹劾自己的奏疏，岂不是乱了套？
今日姜沃也是特意请了皇后的朱笔来的。
姜沃在档子上落下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狄仁杰办事的认真之处，无论是面对谁，他都是按照规矩来。
若无紫宸宫的印信，便是宰相们亲至，也不可能从他这里调出任何一份弹劾奏疏。
*
而姜沃看着他这样一脸正气的样子，忽然就问了他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
她语气微妙道：“怀英，你怎么看？”
狄仁杰闻言一怔：“姜侍郎说的是什么事？”
姜沃这才补了一句：“就是李义府提出的‘禁婚令’。”
“此时不在朝堂，你我只是私下论一论。”
“毕竟你也随赵国公与大公子修编了半年的律法，想必对律法的修拟和推行颇有心得。”
“怀英觉得，这道‘世家禁婚令’诏令天下，甚至是直接编入《永徽疏律》中会如何？”
狄仁杰显然已经想过了这个问题，很快做出了回答。
他与姜沃的意见一致，不但觉得很难推行下去，也预料到了，甚至会起到‘禁婚家身愈贵’的反作用。
真应了那句：“自有国情在此”。
两人讨论过对于‘禁婚令’的看法，狄仁杰不由又想起一事，面上略有些迟疑。
姜沃看了出来。
“无妨，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是。”
狄仁杰的神色清正。
他直问道：“姜侍郎既知，长久以来的风俗难改，朝廷骤然下诏，只怕也是一纸空文。”
“那为何姜侍郎又很坚持，请旨改那一条《户婚律》呢？”
姜沃也不禁微微一叹。
她知道狄仁杰说的是哪一条——
是那一条“禁中表为婚。”
中表为婚，是包括姑舅表兄弟姊妹为婚、两姨表兄弟姊妹为婚的近亲姻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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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沃是几年前的新岁想到这个问题的——
彼时皇帝正宛如‘催生办’上身，力劝姜沃有个孩子，好与皇家婚配。
姜沃在皇帝面前混过此事后，忽然惊觉：以此时的社会风俗，以及皇帝想要结亲施恩给身边亲厚人的性情，安安将来的婚事，便有可能是中表亲。
就像历史上的太平。
她的第一位驸马薛绍，便是皇帝同胞姊妹城阳公主的儿子，是正经的表哥。后来的驸马武攸暨，也是中表亲。
姜沃就是那时候真正去了解大唐《户婚律》的。
那却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有时候律法在传统、风俗面前，竟然是无能为力的。
*
说来，姜沃原本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对于近亲结婚这件事，是缺乏科学认知，甚至是具有反向认知‘以差当好’的——
不但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对子孙后代的风险，反而将‘亲上加亲’作为一种好的婚姻。
直到她来到大唐，待的越久，越体会到那句‘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
并不是年代久远，人就都是蒙昧的。
古人，实则很早就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
春秋时期的《左传》里，就曾提过‘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可见两千多年前，古人已经认识到了，太近的血缘关系，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繁衍。
如果说那时还是以‘姓氏’区分，只隔绝父系一脉的近亲婚姻。
那么到了唐之前，南北朝时候，人们也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母系的近亲，照样会有让子孙后代更多疾的风险——
西魏就有律法：“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
姜沃又特意从系统里花了筹子，买了《古今律法志》，发现到了宋代，《宋刑统》已经有明确律法规定禁止：“中表为婚，各杖一百，离之。”[1]
明清也是如此定律。
可惜，此事屡禁不止。
别的不说，只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婚事，依旧将两姨姊妹、姑舅姊妹作为选择，就可知，律法是律法，但……自有民情在此。
历朝历代中表婚从未消失。
法律如此规定，说明时人已然认识到了近亲结婚会增加孩子异常的风险。
之所以屡禁不止，应当是在古代现实生活中，对贵族来说，家族的利益联姻更重要；对百姓来说，家庭与孩童生存本身就有更多别的风险。
至于近亲结婚所带来的这种隐性的，一时摸不着看不到的风险……并不是他们最看重，最急切需要考虑的。
就像是食物很匮乏的年代里，哪怕人们知道，一种食物有微量的毒剂，如果吃下去，赶上运气不好，可能会中毒。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吃的。
是千百年来宗族的观念，是生产力的限制，让许多人一生只怕连村、乡都未出过。
结亲，是结两家之好，更是结成固定的同盟，共同抵御风险。
有的亲事是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有的亲事，则是为了利益可以不顾风险。
哪怕宋代明令‘杖一百’，连在朝为官者，许多都不遵守。法不责众，律法并不能禁止中表亲，连约束力都很弱。
甚至后来，宋、明、清朝许多皇帝，干脆放开了，直接道“外姻亲属为婚，听从民便。”连皇室自己，都常行中表亲联姻。
当然，也不单单是古代，就姜沃看《古今律法志》得知，就连兔朝，也是1980年才确定了‘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法律。刚建立国家的时候，法律也只是禁止了直系亲属婚姻，五服内旁系血亲的婚姻，依旧暂从习惯。[1]
可见古人，不，是人类这个群体，从来不缺乏智慧，不缺少发现科学规律的明亮眼睛。
只是……许多时候，时代没有给人的生存，留下太多的选择。
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所谓的‘优生’概念。
这些绝非一纸律法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西魏后，隋是不禁止‘中表亲’的，唐的律法，原本也只是规定‘同姓为婚，缌麻（五服）以内的婚姻要流放两年。’
此时面对狄仁杰的疑问。
姜沃只是回答：“国家律法在此，哪怕少一对中表姻亲，也好。”
这大概就是经历过现代社会的人，回到古代来，最无能为力的时候吧。
也是一点无奈，且安慰自身的坚持。
哪怕是一纸空文呢，也至少是有纸在的。
而她能做的，也只是尽力不让安安，太平，以及她身边能影响到的人，尽量不去结成这种‘亲上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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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五年三月上旬。
朝堂中大部分朝臣的目光，都集中在《姓氏录》和‘禁婚令’两事上。
而姜沃，却是在这时候，来到了户部。
她是有备而来，想与户部辛尚书谈一谈‘银钱事’。
倒是辛尚书一见她，有点条件反射似的麻爪。
想起了姜沃现如今的上峰王神玉——
永徽早年，朝堂都在乱着宗亲谋反案，当时还是司农寺正卿的王神玉，依旧风风雅雅往户部一坐，不给足来年司农寺的预算坚决不走人。
因而此时见到姜沃过来，辛尚书下意识心里一紧：这位不会也是来要钱的吧。
不，姜沃是来送钱的。
准确来说，是来送‘银钱’有关情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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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甭管至大唐朝贺的诸藩属国，觉得大唐多么繁华富庶物产丰约；也不论每年租粟、绫绢的赋税能收到多少；亦或是国库的藏货赢储有多少结余——
在辛尚书口中，几乎永远是‘度支紧张’四个字。
实在是家大业大，产出多，搁不住花钱的地方也多！
户部管天下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旁人看盛世繁荣，是看收入。
但辛尚书这个掌天下银钱赒给调拨之事的人，更多看得是支出！
这军资、粮米兵械要不要钱？天下修驰水陆舟车要不要钱？漕运水利要不要钱？城池土木修缮要不要钱？大唐幅员辽阔，总有州县不太平需要赈灾要不要钱……这些林林总总汇聚起来，每年便是庞大的不可避免的固定支出。
除了天下十道数百州外，只这京城中，诸衙署年度支费就是一大笔开销。
想到各署衙支费，户部尚书又想起王神玉坐在这儿为司农寺要钱。
其实他作为户部尚书，难道不知道农事为国家根基？可他也是真的掰着手指头算着过日子啊！
每年除了固定少不得的度支，也总有预料之外的庞大开销，他得提前预备出可调配的余钱来——
比如去岁的吐蕃进犯吐谷浑之战，再比如今年大军刚开拔不足月的百济之战。
哪怕已然是卓绝的的将领迅速大胜，但只要是打仗，就是烧钱，无非是烧的多少罢了。
在辛尚书眼里，钱永远是不够的！
有时候各地赋税还没到，偏生朝上又有要用钱的大事，户部周转紧张之时，辛尚书做梦都是掉在方孔钱的钱眼里头！
姜沃与辛尚书谈了片刻，便能感觉到这位户部尚书，对于搞钱的执着，对于支出的审核苛刻。
姜沃便道：“不当家不知艰难。虽说国库充盈，钱粮丰足。但若是漫洒使钱又能虚耗多久？还是得处处减省料理才是。”
因这位姜侍郎平素神色总是淡如云，一旦赞起人来，就显得格外难得而诚挚。
起码在辛尚书看来是这样。
他就听姜侍郎语气温切而感慨：“其实若辛尚书是个图揽同僚人缘，而不顾百姓的，各部的度支只管给足就是了。”
“做老好人多轻松。”姜沃又替王神玉解释道：“故而我们王尚书，虽偶有坐在户部催促之举，心底是认定辛尚书一心为公的。”
这是实话：若是辛尚书私心多一些，不愿意得罪同僚，自可以从百姓或是工程支出里挪出一抿子来。
此时听姜侍郎这番的话语，辛尚书颇为舒坦！
“我们户部，尤其是我这个尚书，背后常被人说，是悭吝苛刻不通人情。”
这会子，辛尚书也愿意跟能体谅他难处的姜侍郎，多吐吐苦水。
当然，到了辛尚书这个级别，并不会纯粹因为情绪而多话。他也有想多表露下自己的难处，好让这位姜侍郎传达给帝后的心思在——
卢照邻都看得出来的事儿，朝上这些老狐狸们哪里看不出？
这次《姓名录》和‘禁婚令’事，帝后都不令姜侍郎沾手。
自是圣心回护看重之意。
于是，辛尚书才愿意说的更多。
因姜沃有心问，辛尚书就也乐得与她说起，朝廷缺铜钱之事。
大唐的货币，在金属上，是只靠铜钱的，金银并不是流通货币。
而铜又不只供应造钱，许多器物亦需铜。
因而铜矿永远是不够的，紧缺的。
朝廷还通过律法规定：商贾不能积蓄太多铜钱，必须要让钱回到民间流通起来。
甚至有时还得跟刑部多合作，狠抓一批私下把铜钱熔铸了，打造成铜器二次售卖的商贾才行。
总之，在辛尚书口中：大唐不但缺钱，还缺造钱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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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沃道：“辛尚书，我于钱币事上所知甚少，有些话若是说错了，您指教我可好？”
辛尚书点头道：“姜侍郎有什么话只管说。”
姜沃取出了一枚银币，问道：“辛尚书，除了咱们大唐只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正如她手里这枚，从崔朝处拿到的银币。
今年来的番邦，许多是来自西域各国，其中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的人，在长安想用他们带来的银币花销，结果基本没有酒肆商铺敢收。
因律法规定，民间是不许私铸金银币的。
还是崔朝代表鸿胪寺给他们准备了许多铜钱和布帛，让他们可以在长安城东西市购买土仪。
而作为回报，大食国的使臣，也给了崔朝许多他们国家的金银币。
西域各国之间的来往，用的都是银币，甚至直接是金子。
辛尚书接过姜沃递上来这枚银币，见这可喜的银亮的光泽，边把玩边摇头惋惜道：“唉，西域多金银啊，自然可以铸造金银币。”
“但咱们大唐，银矿极少，实难！”
他抬头对姜沃温和道：“姜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觉得是寻常物。但其实，咱们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自大唐开国以来，朝中就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正是银矿稀少的缘故。
大唐银量，连官用奢侈品器物都受限制，何况是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了。
辛尚书将手里这枚沉甸甸的银币还给姜沃，又与她道：“朝廷也有与西域通商的皇商之伍。也常为一事头疼：咱们的铜钱到了外域，当地的百姓并不认。”
偏生又不是所有货物都能以物易物，这中间就添了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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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姜沃所知，中华大地上的银矿储备，从现代来看，总量并不少。
但……都是大多蕴藏深，难开采。
故而在古代，华夏之地一直是贫银国。直到明朝，银子大量从海外流入，银才逐渐取代铜币，才成为了主流的货币。
与中华大地的银矿深而难采相对的，是欧洲的银矿，许多都处于浅层表面。
因此早在公元前，迦太基国就能靠西班牙银矿，把罗马帝国搅的天翻地覆。
而说起银矿，离大唐最近的，矿产丰富的，于古代条件下最好开采的，还是——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