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
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
“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
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
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
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
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
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
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
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
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向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字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
“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