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23章

　　道光十九年（1839），湖南宋乡县斥革武生丁魁邀同廖七纠合四十五人拜会，推丁为大哥。会中规定，会中之人，如出外行窃，事在黑夜者，名为黑会，其余名为红会，会内通信凭据也用半边钱，称为信钱。从红会、黑会的区别以及半边钱的使用来看，湖南红黑会也是边钱会的地支派。道光、咸丰年间湖南盛行的红簿教、黑簿教也属于红黑会。“心设立会教，皆盗贼倚为护符，所谓红会者即红簿教，素白昼持械抢劫之盗也。所谓黑会者即黑簿教，系黑夜穿窬偷窃之贼喊捉贼也。因有明暗之不同故，加以红黑之异号。”直到光绪年间，湖南仍红黑会的活动，有的改名乌龙会，或与哥老会相融合。

　　湖南的“丫叉会”这也是以乞丐为要主成员的帮会组织。丫叉会的创始人是赵瞎子。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二十一日，丫叉会分别在湖南东安、零陵、邵阳、武冈四州县同时拜会，分为四房，分别由赵瞎子、周鸿文、龙老六、于才召为道，各房会员各在杖头刻一至三个丫和一码口为暗号，以便互相区别和帮助。人数共达139人。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丫叉会能在四州县同时拜会，说明事先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

　　二丐帮种类(4)

　　江西、广东等地的“沙包会”或“沙钵会”其起始年代不详。道光二十年二月，李保庭等六十一人在江西崇义县结拜沙包会“各出钱六十三文，买备香烛酒肉，敬神结盟，以使聚赌行窃，互相帮护”。道光末年，广东沙包会首领王萧氏发动起义，不过这一丐帮组织已经同天地会发生了融合。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处的“花子会”或“粢巴会”道光十六年（1836）有人奏报：“江西广信府属之上绕、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薄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三省毗连之区、封禁山内有丐匪盘踞，号称花子会，俱系无赖之徒结党扰害。其会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大会潜往浙江金华府义乌、永康二县，行踪诡秘。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静古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又名为粢马会。欲纠众讹作，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中人见即赶往，有吃水放水之称。此会转入彼教，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不敢告发，地方官不甚置意，愈聚愈众，难保日久不滋生事端。”可见这些地区的丐帮已具有严密的等级制度，定期聚会，并有黑话暗号，各个丐帮之间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组织的强行乞讨活动。

　　湖南的“孤老会”道光十年（1935），湖北江陵县人郑老鼠在湖南澧州、安乡边界与阿弥子等人纠约八十八人拜会，以会内之人孤身者居多，取名孤老会。分南北二字派，由郑老鼠、阿弥子分别管束。同伙之人，皆须允其于家中躲避。南方派窃得财物，交郑老鼠变卖，北字派窃得财物，交阿弥子变卖。所得钱文皆由郑老鼠作三股派分，郑老鼠阿弥子共得一股，行窃之人得一股，存一股留作帮助照料其他人之用，倘被官差拿获，不许逞凶拒捕，不许扳供同伙。如遇村民欺凌，同会之人互相通知，以便帮助。这些只许偷窃，不许抢劫、不许拒捕的规定，其精神实质与边钱会完全一样，反映了窃贼的共同心态。孤老会按南北字派分脏的结会方式，后来也为其他乞丐、窃贼帮会所吸收，故亦称为“南北会”。

　　上述种种会党组织都以乞丐为主要会众成员，故而我们将其作为丐帮之一类，但它们是特别的一类，因为这类组织无论就其组织目标、群体活动，还是组织规范都与标准的或典型的丐帮相去甚远。边钱会、罗筐会、孝义会、红黑会、孤老会、花子会等组织与其说是丐帮之一类，毋宁说是会党之一类。这些组织的活动目标、内部组织结构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帮会组织颇为相近，在此我们仅将其论列，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的丐帮组织，则以第一类为主要对象，间或涉及第二类，即官办丐帮或亦官亦民的丐帮组织。

　　三丐帮的特质(1)

　　①以首属关系为核心的初级群体

　　丐帮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群体，是乞丐者流在其长期的行乞生活中为着某种工具性需要（如乞讨的便利、乞讨资源的分配、互助互济、形成某种集体的力量等等）和表意性需要（如切磋学习、感情交流、相互慰藉等等）而自然形成的。就此而立，丐帮有类于社会学上的所谓的“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和米德的说法，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它以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个人关系为人际交往—互动的主要关系形成，由引在群体内部形成带有强烈人格色彩的初级关系；这种群体以约定俗成的习惯为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人类生活中最初始的、最基本的群体形式，家庭，邻里、村社、宗族、公社等等可视为初级群体的典型代表。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准来剖视丐帮内部的群体结构，它显然是带有浓厚的初级群体特质的一种社会群体。

　　首先，从丐帮形成的途径来看，它是自然形成的。

　　丐帮是众多乞丐在长期行乞生涯中为着自己的生计、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联合起来的。这一过程大约在宋代前后即已完成。乞丐者流从零散的、游动不定的、个人的行为发展形成为结帮成伙，以某种集团行为出现于世上，其间没有外力的强制与干预，也不是社会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目的而人为加以组织，它纯粹是自发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然，贫困的普通化、城市的日益世俗化、商品经济的发达、乞丐队伍的扩大、其他秘密民间会社之兴起都对丐帮之形成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是以环境条件的形式对丐帮形成提了一种背景和土壤，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至于丐帮的形成，则主要是——乞丐在长期的同质活动中，经长期的互动交往而自然形式的，而不是社会外力强制的结果。

　　其次，从丐帮内部的成员互动关系来看，它是一种以首属关系为主的社会群体。

　　丐帮虽有丐首，或曰丐头、杆上、团头、甲头等等，丐头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权力隶属关系，然而这种等级权力关系多以宗法式或类亲属关系出现的，并非正式组织的政治分层关系，丐头与普通成员的权力关系来源于宗法权威，而不是政治体系的赋予。因此是非正式的、不甚严格的。除丐头而外，众多丐帮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身份差异，他们多以兄弟相称，以辈份为序排列尊卑，成员间的交往互动以随性的、个人的方式进行，较少受到成文规范制度的约束，人际互动呈现出浓郁的人格化特征。因此，丐帮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首属关系，丐帮正是基于首属关系而结合起来的一种初级群体。

　　最后，从丐帮内部的群体规范来看，其行为规范是不甚严格、不甚正规的。

　　各类丐帮虽然都有种种帮规、准则、条令、禁忌等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用以强化帮内群体成员的和睦稳定，禁止其成员的偷窃、抢劫等越轨行为，以及有关行乞地域、方式的明确规定。不论这些规范的内容如何、繁简程度如何，它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口耳相传的，并以某种非下式的方式在丐帮内部实行。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类规范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条款的可塑性较大。这也迥异于正规组织的制度规章，正式组织的制度远较此正式、严格。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丐帮是一种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或者说是一种带有明显初级关系色彩的社会群体。

　　②帮会与行会的特性

　　丐帮者，乞丐之帮会也。仅从字面上就可以说明乞丐的组织是具有帮会性质的，事实也确乎如此。

　　帮会是一种秘密会社或秘密社会团体，它是一种带有自己鲜明亚文化彩色，甚或带有明显反文化色彩的社会群体。作为秘密会社的帮会组织形成于宋代以后，大盛于清代，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帮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帮会组织名目众多，形态各异，至明清之交，形成北方以白莲教为核心，南方以洪门（即天地会）为中心的两大全国性帮会组织系统。

　　综合考察中国古代帮会组织的结构功能特征，我们发现，尽管它们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在群体意识、群体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从群体意识上看，维系帮会组织的精神理念是“平等”观念，这是在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一直向往的社会理想，在各种民间帮会社团中，“平等”理念是吸引他们、使他们聚合在一起，支撑他们活动的精神支柱。

　　从组织结构上分析，中国古代帮会组织都是一种“类亲属结构”的群体，以社会学概念言之，则可称之为一种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陈旭麓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会党组织（即帮会）是与家庭组织、行会组织鼎足而立的平民社会的“第三种社会组织”。这种“第三社会组织”就其群体组织结构而言，是介于家庭组织与行会组织之间的。既有家族组织的结构特征，又具有某些行会组织的结构特征。质言之，在各类帮会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既有类似血缘班辈的长幼尊卑之序，又有行会中师徒弟子的等级次序。成员之间上下等级以类亲属的班辈排定，整个组织内部又概以平等的类亲属关系相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