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NFDD1 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像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NFDD1 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NFDD1 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NFDD1 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NFDA1 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NFDB0 ,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NFDA1 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做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NFDA1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NFDA1 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NFDA1 ,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14节崇厚辱国(1 )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像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NFDA1 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份,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正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只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