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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不过话说在前面，所托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后，有何结果？都不敢说。万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这样帮忙，我们父子已经感激不尽。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如果立大人尽了力，依旧无济于事，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家父果真不测，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亦是记着大恩的。”说着，流下泪来，又趴在地上，重重磕了两个响头，然后起身取出一个红封套，双手奉上。
立山不等他开口，便连连摇手：“此刻不必，此刻不必。”他说，“事情成功了，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子，各处开销开销。事情不成，分文不敢领。”
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而立山执意不收，最后表示，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他就不敢管这件事了。听得这话，唐我圻才不敢勉强。立山送客出门，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
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所托的人，已经肯管了，但有何效验，不得而知。
到了勾决前一天，亦竟无恩旨。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倘或唐家祖宗有德，这年免死，就算多活两年。因为明年皇帝亲政，事同登极，可望大赦天下，停勾一年。如果后年大婚，则再停勾一年，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
这天是十一月十六，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部大狱去跟唐炯诀别。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却住的是刑部“火房”，自己出钱，整修得颇为清洁，左图右史，瓶花吐艳，身入其中，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然而这两间“精舍”能不能再住，已无法猜测。唐炯两年住下来，一几一榻都生了感情，所以不但对泪眼婆娑的客人，无以为怀，就是屋中一切，亦无不摩挲留连，不忍遽别。
到了天亮，提牢厅的司官来了。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刑部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身分，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三则是两年“作客”，日久生情。因此，并未为他上绑，让他身穿大毛皮褂，头戴没有顶子的暖帽，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直驶菜市口。
这天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菜市口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顶子的大员了。前两年李鸿章、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因为是马建忠出面跟旗昌洋行办的交涉，所以被指为“汉奸”，盛传将朝服斩于市，亦曾轰动九城，将菜市口挤得满坑满谷。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马建忠根本就没有被逮。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事决不假，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坏话的三品道员，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马谡，可有些相象？
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正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