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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这里的发言人？”
“因为是我开了门，把你们带了进来。你们在问问题，总有人要回答你们嘛。”
“你叫什么名字？”
“多尼·布拉斯柯。”
“纽约意大利人，是吗？”
“对，我来自纽约，是意大利人。”
“你们这帮人喜欢到这儿来，还取而代之。我要看一看你的证件。”
“我没带。”
“社会保险号是什么？”
“我没有。我不工作。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没有必要有什么社会保险号。”
“你在这儿开办赌场，我要把这赌场关闭掉。我还要打电话叫搜查队。”
“我不允许你用电话。”
他拿起话筒，拨电话号码。
我赶快把情况告诉了孙尼。
他说：“那好，把人都从后门放出去。”
我和女招待员叫人们从落地窗那里走出俱乐部，而那两个警察还在办公室。
孙尼独自坐在圆桌旁，愁眉苦脸。“罗西真不是东西。我以为他买通了人呢。”
“的确买通了人，孙尼。他当时和那人谈话，我就在场。我亲眼看到，他把钱交给了那人。那人说，样样事儿他都负责，没有问题。”
“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敲了贮藏室的门，叫托尼和艾迪出来。
罗西走过来，坐在孙尼旁边，想表示歉意。
“住嘴，什么话也别说了，”孙尼说。“当着众人的面，你让我丢了脸。那老人的人马在这儿，有迈阿密来的人。你就像有些人那样，说起来样样都没有问题，然后又弄得我好难堪。我能他妈的呛死你，拧断你的喉头。”
罗西要发火了。
我制止了他。“托尼，你最好别说什么。让他冷静下来，我来和他谈。”我对孙尼说：“这实在也不是他的错。”
孙尼狠狠瞪了我一眼。“多尼，你就别为这个混蛋打掩护了。这是托尼的责任。如果我们知道那警察来作乱我们，我们就把他干掉。我要回布鲁克林去，这儿的事今后怎么办我还拿不定主意。托尼，我给你那10，000块钱，你最好拿出来。”
中士出来问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猜想，他们认为该到回家的时候了。”
“你们当中有没有别的人带了证件？你们意大利人怎么没一个带证件的？”
另一个警察叫住了在门口的舍农。增援的人来了，警察也增多了。这是一场正规的袭击。
“这样吧，你们3个坐牢，”中士说。
“你说什么？”罗西说。
“没有证件。”
“这是私人场所。”
“又是个油嘴滑舌的纽约来的家伙，把他们铐起来，”他对另一个警察说。
我说：“我们的证件可能在寓所里，因为我们3个人今天下午待在寓所里，可能丢在那里。”
他们把我、罗西和舍农铐了起来，把我们送上车，朝寓所那里开。然后，带我们上楼，来到我的寓所。我们拖拖延延，像泄了气的皮球。我们被当做歹徒，因此我们还得像个歹徒的样子。另外，这些警察做得也应该。罗西和舍农坐在椅子上，而我进室内四处寻找。“我的证件不在这儿，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
“你们这帮人真是老练党徒，”中士说，“那好吧，你们要坐大牢了。”
此刻已是大约凌晨两点半钟，他们带我们返回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
孙尼仍然坐在圆桌旁边，他一肚子的火气，仿佛一座火山即将要喷火一样。
“把他也带上，”警察说，“我们把你们这些纽约的意大利人都带走，让你们更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他们给孙尼上了手铐。
这些警察对我们盛气凌人，还侮辱我们，不像职业警察的样子，我真想好好教训他们一顿。罗西和舍农过去都是警察。我们都知道警察执行任务时的正常程序。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搞赌博，这是非法活动，警察揭露这种非法活动完全正确。可是我们的隐蔽工作却受到了损坏，因为他们当中有两个对我们进行了没有必要的恫吓。如果孙尼动了火怎么办？如果有人因为对我们侮辱和虐待而手痒开了枪怎么办？
他们耀武扬威带我们出了门。我们4个人都戴了手铐，3个联邦特工，1个黑手党副官。
孙尼倾着身子问我：“你证件呢？”
“在车子行李箱。”
“拿给他们看一看，否则我们都要坐牢房。我们需要有人从大街上跑来救我们出牢房。”
到了停车场，我对警察说：“啊，我突然想了起来，我的证件在什么地方。在我车上的行李箱子里。我把证件放在那里以免被人偷掉。”
舍农说：“我也想起来了，我的证件在汽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子里。”
警察只好打开我的手铐，好让我开行李箱。他说：“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我和合农拿出了驾驶执照，就被释放了。
孙尼待在巡逻车的后面，双手反剪着被铐了起来。窗帘是拉下的。“多尼。”
我走了过去。警察在那一边交谈。
“我口袋里有把刀子。把它拿上，否则他们也会指责我携带武器而崩了我。”
我手伸过窗子，从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了折叠长刀，迅速塞进我口袋里。
“干什么！”警察在大叫。
我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警察可能以为他看到的是枪，要么以为我要给孙尼松手铐。
“别在车子附近待着！还想逮捕一次，是吗？”
“不，长官。”我上了罗西的车，跟着治安巡逻车到了新港瑞基的帕斯科县治安办公室。
他们指控孙尼拒捕、罗西赌博，把他们关在一间小牢房里。我问警官保释金是多少。他说保释孙尼要交1，000美元，保释罗西要交5，000美元。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要想找个保释保证人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想用这样的途径以保护我们的身份。我和艾迪赶到塔希提那里去找卡明。
我把在俱乐部里大家都散了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卡明。
“多尼，我身上总共只有1，000美元。”
我们返回到牢房那里。他们在给孙尼拍照，还在取孙尼的指纹印。
我说：“托尼，我弄到的钱只够保释一个人出去，可是保释的不是你。”
舍农哄然一声大笑，我也笑了。托尼没有笑。他们放了孙尼，我们付了保释金。
“明天见，”我对托尼说。
他们在监狱里搜查了孙尼，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驾驶执照。执照上有他的真实名字，但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他说自己的职业是：“固定推销路线上的售货员，个体经营。”
在返回旅馆的途中，孙尼像是疯了一般，对罗西破口大骂不止，我无法使他冷静下来。
他说：“昨天那老人还说，在帕斯科县的领土内，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这一下弄得我多丢人。那混蛋托尼，我非把他掐死不可。”
“我们是锁上的，孙尼。一定有人告了密。”
“查出来。谁能把告密的人查出来，我们就给他钱。我们要把告密的干掉。”
“我们要设法查一查。”
孙尼和卡明乘了下一班的飞机到纽约。我们找到了一位保释保证人，把罗西保释出牢房。
我们回到了俱乐部。司法官那一伙人把俱乐部弄得一片糟。夜晚活动的钱不见了。其中孙尼的10，000块，联邦调查局的2，000块，活动所得大约8，000块，都不见了。他们拿走了罗西的两支枪，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遍。他们甚至连圣诞装饰品盒子也撕得粉碎，撒得满地。他们拿走了吃角子老虎机。
罗西在牢房里待了一夜，现在又目睹这一现场，他怎么说心情也不好。“我要抓住那个混蛋中士，扫他的嘴巴。我恨不得把那个警察站闹个底朝天。”
我们都有点气愤。我们自己过去也干过许多次合法的搜查。搜查也得有个限度，按章办事，不能把地方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失去了20，000块钱，其中一半是布拿诺家族的钱。我们让孙尼出了丑，他现在扬言要干掉告密者。我们不得不担心：警察有可能撞进了我们的真正行动计划，毁了我们的隐蔽工作。我们还担心引起这次袭击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匿名电话通风报信是一种诡计，因为并没有人真正输了多少钱，也没有激烈争吵的事发生。但是一定有人告发了我们。我们缩小了怀疑的范围。罗西与俱乐部的另一个主人发生过口角，那人抱怨我们抢了他的生意。罗西非常肯定就是那个家伙告发的。可是那又能怎么样？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能告诉孙尼。我们还得不让孙尼觉察。
第二天，我打电话向孙尼报告了进展情况。警方指控可能会降低调子，或者取消，因为他们的搜查不合法。但是，起诉人两三天内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孙尼说：“你一定要叫托尼把那10，000块钱还给我。他怎么弄钱我不管。”他想把保释的钱还给卡明，把驾驶执照要回来。“他们能那么动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尼，这纯粹是偶然。”我对他说：唐纳韦治安副官一直在街上执勤，值到了午夜，一切都很正常。后来有人在赌21点时输了一些钱，发了火就出了门，告诉了警察。我们只好用警察讲的情况来告诉孙尼，这是最安全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