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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隐蔽工作中的一个朋友准备出席法庭作证时，他说他不能正视被告的眼睛，因为他曾欺骗了他，从而感到有罪。我对他说：你只是执行你的任务。
在这样的工作中，你不能夹杂个人的感情。我搞隐蔽工作，并不是要同这些人亲亲热热，不能让自己受到那种感情的纠缠。就我而言，我的生活每天都在视平线上。
孙尼和尼基回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勒菲蒂就试图在荷里得那里和我联系。第二天，特工见了孙尼·布拉克。
道格·冯茨、吉姆·基尼以及杰里·罗尔3位特工来到了影院俱乐部。
孙尼认识冯茨特工，这很重要。“直截了当”工作的特工有时找像孙尼这样的党徒，只是让他们知道；特工就在周围监视他们。要是他们制造麻烦或者搞情报活动，特工们可以采取措施。几个月以前，我和孙尼、勒菲蒂一起谈到使自己免受法律制裁的种种方法。他们认为：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孙尼说，有几个特工偶尔就停在影院俱乐部，他提到了冯茨：“这伙计不错，很文明，不胡扯乱说。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我。”
因此，冯茨会是孙尼可以相信和信任的一个特工。他们3位特工把一张照片拿给孙尼看，那张照片是特意为这样的场合而拍摄的：照片上是我和这3位特工在一起的合影。他们问孙尼：“你认识这一位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正是要通知你。”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什么条件，因为那么做总是很含蓄；而直接要求什么对于像孙尼这样的人将会是一种侮辱。
孙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话的口气也跟平常一样：“我不认识他，不过我要是碰到了他，我会明白：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然后，我们通过窃听装置和知情人把所发生的情况一一追述出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孙尼在特工见过面以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自己同伙中的主要人员召集起来。勒菲蒂、布比和尼基都来到影院俱乐部会见孙尼。孙尼对他们说我不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如果调查局抓到了我，那一定是绑架了我，甚至可能是要对我清洗头脑。
他们对这消息一直封锁了一个多星期，与此同时他们在寻找我。他们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甚至还问了一些女招待员。勒菲蒂到了迈阿密，和玛鲁卡在这一带搜查，查遍了所有旅馆和娱乐场所。他们还从纽约派出两个伙计，到芝加哥、密尔沃克以及加利弗尼亚去看看可能查出什么线索。
10天以后，孙尼给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了电话，把特工的相见以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孙尼并没有就此作出说明或解释。他还把消息报告了在牢房中的勒斯蒂·拉斯苔尼。接着他又告诉了保罗·卡斯特拉诺——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也是各个家族的共同老板。
党徒们就此事在纽约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就此带来的损失作出了估价。他们到处散发我的照片，把我和勒菲蒂或孙尼或其他人几年来在一起的照片散到各个家族的党徒中，叫他们密切注意我的行踪。
各家族的老板都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决定向任何人公开：凡能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0，000美元的重赏。他们还有这样的意见：党徒里凡与我有牵连的都要干掉。很显然，有人会因此而倒下去，可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说某人要遭到暗杀之前，我们无权在大街上抓人，尽管这是为了保护被抓的人自己。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要被杀害的人的具体名单。
除了我们隐蔽的特工以外，联邦调查局派遣特工小组走访能找到的所有黑手党家族的老板们，当面告诉他们：不要找那个特工了，他已经打败了你们，这事儿已经结束。如果他们要伤害我，司法部门将动员一切力量对付他们。我和联邦调查局是不会被吓倒的。
8月4日，即特工把我的情况告诉孙尼以后的第17天，各家族老板在新泽西召开了会议。孙尼出席了会议，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能选择的道路要么是变为知情告密者，要么潜逃，要么出席会议。他出席了会议以后就失踪了。
我们一旦发现孙尼失踪以后，我就对罗尔说：“如果你发现有人拿下鸽子笼，那末孙尼·布拉克的案子就可以了结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历史。”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看到两个家伙在屋顶上取下了鸽子笼。
一个月以后，孙尼的女朋友朱迪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打了电话，想找我谈话。我和她接触以后，她说：她为孙尼、也为自己感到担心，她很想和我在一起就此事谈一谈。我说可以。别的特工与她联系，并作了安排。
尽管是朱迪，我们还得当心，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圈套。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控制的局面，因此我们决定将会见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两名特工乘飞机把她带到国家机场附近的玛丽奥特饭店。
我们到了饭厅吃饭，别的特工坐在餐厅对面的一张桌子旁。
她说：她既害怕又担心，挂念孙尼。
我说：“朱迪，现在孙尼不回来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再和他们这一类的人打交道。他们并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过你的日子吧。”
“这些情况我现在已经明白，”她说，“不过我和孙尼的确有段美好的时光，我真的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
她很悲伤，有点哭泣。“多尼，我一向以为，你和那一类人不一样，因为你的样子跟别人就是不同，你很机灵，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决不仅仅是个盗贼。你对孙尼、对我都很友好。孙尼对你一向是没有歹意的呀。”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她说：孙尼把特工和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她，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能相信，从我所干的事，我和他们一起的谈话以及我们在一起的感情，怎么说我也不可能是特工。“你知道他对我说些什么吗？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个小子。’他在知道你是特工以后，心都碎了。但是他说，那并不改变他对你的感情，因为你是那一类型的人。你干了你的工作，你干得对。”
“我一向喜欢孙尼，”我说，“我对孙尼的这种感情也不会改变的。”
“他告诉我，他去参加新泽西的会议，就说这么一句。我发现，他在动身参加会议前，把所有的珠宝、寓所的钥匙以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带了汽车的钥匙。”
我说：“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是啊。可是我会不会有问题，你知道吗？”
“不会，我能肯定，你不会有问题。你用不着担心什么，谁也不会去和你过不去。你就只顾过你的日子，和那一帮人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她心里感到好受些，知道孙尼不会再回来。对我们的交谈觉得挺高兴。
“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对她说。
我们估计，由于我的关系，孙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显的暗杀目标。党徒要干掉墨拉，这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把我带进了小意大利区，是我和第一个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出没，还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告密者。我们的情报表明，他们以为：他在会谈中对我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戏，他和我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为联邦调查局干事，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到党徒内部。勒菲蒂和孙尼成了明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唯一要采取暗杀行动的对象是勒菲蒂。他是我们唯一能保护的对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杀害。8月30日，星期天，正当勒菲蒂从寓所大楼出来的时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杀。在布拿诺家族顾问斯蒂夫·坎农所住的大楼外面，在摩尔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车场那里，人们发现墨拉的尸体躺在他的车上。有人对他头上开了4枪，当时他的口袋里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开始为美方对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诺等人起诉的诈骗案中作证。审案地点在南区联邦法院的318号房间。
1982年8月12日，斯塔藤岛的海港一带，靠近南大街的一条小溪里，人们发现了一只医院尸袋，里面装着一具严重腐烂了的尸体。本来尸体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场大雨把泥土冲走，尸袋露了出来。死者被枪打死，手被剁断——这表明是黑手党的谋杀行为，也特别表明死者损害了党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玛苏罗以及其他党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经过牙科档案验证，那正是孙尼·布拉克的尸体。
我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孙尼的尸体；我又感到高兴，因为那毕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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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81年，我脱离了隐蔽工作，当时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什么“回老家”聚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实际上，由于死亡的威胁以及歹徒对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家庭在我脱离隐蔽工作以后担惊受怕的程度比我隐蔽工作期间还要严重。我立即着手准备许多案件审判工作，并且为这些审判作证，时间长达6年。
我虽然随时应召去法庭作证，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务过17年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写这本书。我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