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32章

　　因此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谁强大就畏惧谁。所以，在战争时期，随着风色的转变，也许昨天还给我方输送辎重的人，今天就要去替敌方运送军粮。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辱，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兹举例说明如下。北条氏的地盘是关东的八州，因败于丰臣氏和德川氏而灭亡。灭亡后，八州土地被仇敌德川氏占领。德川家康虽然是个杰出人物，但是怎能设想他一下子就压服了八州的敌人。这是因为八州的人民，既非敌方也非友方，而是北条氏对丰臣氏战争的旁观者。所以，说德川氏进驻关东后所进行扫荡和镇抚残敌，只不过是讨伐北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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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遗臣而已。至于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好象只用手摸摸头一样，立即使他们安定下来了。这种例子，自古以来举不胜举，直到今日，情况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因此，也可以说日本从来还没真正形成一个国家。如果今天日本和外国发生战争，连同日本人民之中虽然不拿着武器临阵作战，但是关心战争的人，姑且也看作“参战者”的话，然后再把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所谓“观战者”的人数相比较，孰多孰少，是可以预知的。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欧洲各国也常有利用战争手段吞并外国领土的事情，但是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相约，给与若干权利的话，要想把占领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象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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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Ｃｌ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

　　，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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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

　　；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

　　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

　　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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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１文 明 论 概 略

　　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

　　、“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

　　①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２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

　　，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

　　，“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７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

　　，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７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镰仓的五山；在近代，又有上野的东睿山、东京芝区的增上寺等等；以上这些寺院没有一处不是凭借政府的力量而兴建的。其他，历代天皇中归依佛教的，或者亲王出家的，也非常多。相传白河天皇有八个儿子，其中有六人出家为僧，这也是宗教取得权势的原因之一。只有“一向宗”比较接近于独立，但也未能免于这种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实如上人曾向天子献纳即位用的经费，因此天子封他为“永世准门迹”

　　赐

　　①９０５——９１０年以朝命制定的并用汉文写的有关宫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的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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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和出家亲王相等的地位。同情王室的衰微贫困，贡献有余的金钱，从僧侣的本分来说，本是应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西三条入道”

　　的中介，用金钱购买了这一爵位。

　　这可以说是卑鄙之至。

　　所以，自古以来所有日本国内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祷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所建立的；总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如果问寺院的来历，不是说有受某某将军封为食米几百石，就是住持的身分如何等，就好象士族叙述他自己的家谱一样，听起来令人作呕。寺院门前不但立着下马牌，僧侣出门时，还前呼后拥，净街开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考察一下这种威风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风，无非是属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