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35章

　　可是，古来日本武门竟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这是一种卑屈低劣的风气。即以上杉谦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

　　还有更甚的例子，如在关原之战以后，天下大权归于德川氏，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这种改姓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是奉命而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卑屈的行迳。或者有人要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并无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责难。

　　其实绝对不然。

　　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内心并不会愉快，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足利时代永享６年，镰仓的将军持氏之子，成年后命名为义久，当时曾有管领上杉宪实建议应循例请求赐室町赐讳，但未采纳。

　　此时持氏已经有独立的意思，姑不论其意图如何，总之，他可能认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可耻的事。再如德川时代，相传细川氏曾谢绝过赐姓松平，这件事民间传为美谈。

　　这件事是真是假虽不清楚，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一点上，却是古今相同的。

　　上述有关姓名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古来以义勇见称的武人，其实是何等的卑鄙怯懦，同时还为了说明有着权威的政府，其力量是如何可怕，而且这种力量能够渗透到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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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处，足以控制人心的动向，在这里多赘述了几句。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也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而宗教和学问也都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从未能获得独立。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义勇，但不懂得什么是个人。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到处都存在着偏重现象，同时，不依靠偏重，则任何事情也行得通。这种情况，恰如用一种药治万病，靠这一种药的功效来滋补统治集团，然后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当权者一人手里。如上所述，无论王朝的政治或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实质都是一样。如果说彼善于此，或此逊于彼，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断其得失罢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宜，能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便是万事大吉，别无所求了。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

　　，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

　　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评论“尾大不掉”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说，足利氏没有实现偏重，未能把权力集中于足利一家而已。作为当时的儒者，当然会有这种看法，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

　　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不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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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１７１

　　所有集权政治，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

　　自从德川氏统一了日本以后，便为他的一家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堡垒，禁止各藩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不许军火运入首府，并将各诸侯的妻子拘留于江户，叫他们兴建宅邸，引导他们浮华堕落，不使从事正业。如果看他们还有余力，就借“效劳”或“警备”等等名义，使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况，恰如先挫伤了人家的手足然后与之角力一般。在集权的政治中，这可以说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为德川家族的利益着想，确实可以说是极尽巧妙的能事了。本来，成立政府，必须保持一定均势由中央掌握权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这种均势的，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如此。

　　野蛮未开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这种道理，所以，从数千年的古代以来，一直对于“专制”念念不忘。何况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谁能设想剥夺了政府的权力以后，还能实现文明呢！政权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学生也会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国，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政令虽出于一个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体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稍加变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而集中起来统一发号施令罢了。

　　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无异于战胜者索取战败者的赔款。禁止国民造船，制止诸侯筑城，也无异于战胜者拆毁战败国的炮台。这是对本国人所不应有的行为。

　　处理社会上一切事物时，在步骤上，都分为第一步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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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步。在处理第一个阶段，即迈第一步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怎样适应第二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二步支配第一步。譬如，谚语所说的“苦为乐之因”和“良药苦口”

　　，就是如此。

　　把痛苦当作痛苦而躲避，把苦药当作苦药而厌恶，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只看事物的第一步，那末，躲避或厌恶，也似乎是应该的。但假如为第二步即安乐和恢复健康着想，就不能不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于权力的偏重即集权，也是为了暂时维系全国的人心，在处理事物上，定出先后的顺序，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不是出于恶意，这就是所谓第一步的措施。不仅如此，偏重运用得巧妙的，偶尔也可能达到惊人的漂亮，但在发展到第二步时却暴露了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处置的不当。由此可见，专制政治愈巧妙，弊病愈甚，统治愈久，贻害愈深，终于成为难以医治的遗毒。德川时代的太平，就是一例。到了今天，想改革社会状况，进入人的关系的第二步的时候，情况异常困难。原因何在呢？在于德川的专制方法十分巧妙，而且统治的年代又很长久。我曾经对此这样评论过：“粉饰专制政治，好象闲散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而结果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是增加些光泽罢了。当时势已变将要发展到第二步时，仍然留恋旧的事物而不知加以变通，为了追求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而在脑子里虚构出一个幻想，然后把它当作事实来追求，求之不得因而感到苦闷，这就象不知葫芦已有裂痕，仍在摩擦一样，未免太愚蠢了”。我这样说可能是对的。总之，这都是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止在第一步而不迈进到第二步，而以第一步妨碍了第二步。如此作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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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３７１

　　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证了事物的顺序，但实际上不但未达到目的，倒把人的关系窒息了。既然使人的关系窒息了，那么，山阳外史里所说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头重脚轻”也好，孰是孰非无从分辨。总之，外史之类也只是着眼于事物的第一步，是一种摩擦葫芦之见。

　　试看德川的统治，人民就如同处在那种专制偏重的政权下，如果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活动，就好象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不但在身分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象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象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经过几百年之久，这种习惯终于变成了人的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做敢为的精神”。譬如，贫苦人民，因为都是无知的文盲，受人轻蔑，以致年年岁岁贫上加贫，这种痛苦，简直是人类世界中最甚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克服困难敢作敢为的勇气。对于不期而至的苦难，虽然善于忍受，但没有人积极去克服苦难而争取未来幸福的。

　　不仅贫苦人民如此，就是学者和商人也莫不如此。总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奇+书+网]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最近虽有废藩之举，而国民风气依然未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还是十分清楚毫未改变的原因所在。如果溯本穷源，完全是由于权力的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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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致，也可以说是忽视事物第二步所贻留的弊害。所以，假使不察明这种弊害，清除这种偏重，无论处于乱世还是治世，文明都不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