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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
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
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
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
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
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 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
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 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
兵部奉圣旨，命令：
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 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
２．胜败由人 兵贵善用
他先立即赶到南昌，粗定了一下方略，用心法应变这无穷的现状。－－他跟皇帝说，他初三就到了南昌。
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延千里，址交五省。现在这几省交界处暴动频起，新起的流民与山里的惯匪连成了一片。各省划地为牢，对边界地区的事情都推诿，「就像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边远落后的地区、在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又有崇山峻岭，洞穴丛林，只有鸟道与外界勾通。车马不得长驱，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官军扑来，暴民如鸟散入深林，大军日耗累万，却如高射炮打蚊子。暴民在山中如鱼得水，大军在山中则是涸辙而鱼，难以维持。大军一走，他们旧态复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他们狡兔三窟，勾连成片。官逼民反，他们兵源连绵不断。总而言之赣南闽西那脉山麓千里皆乱。
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十六，他到达赣州，正式开府。
他来时，在万安就先跟数百名流贼遭遇上了。他根据王朝官员调动的规矩，基本上是只身一人，领着家人，没什么官军护卫，而且他的旧衙门是王朝最冷清的部门，他也无从带钱、带人。那帮流贼沿途肆劫，商船不敢前进。王把商船组织起来，让他们结成阵势，扬旗鸣鼓，摆出趋战的架势。这伙流贼皆由流民临时组成，并非惯匪。明朝是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就怕他们变成流贼。但他们的温饱无着，又不能等死，政府又不提供基本保障，他们不流又如何？这伙人见船上有了官，便像找着了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说他们只是饥荒流民，只求官府发放救济。 王让人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我一到赣州就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理，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
他最后是否落实此事，或促使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不得而知。他后来平定了巨寇后确实兴办了一系列富民教民的实事。
眼下，他得先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前任文森见形势严重，早已假借有病辞职而去。而前些时谢志珊、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守城官员有的被杀。暴动的怒潮以樟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所以，阳明须先把它们搞掉，再说其它的。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一旦承当便全力以赴的人。不玩花活儿，不来虚着儿。而且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已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功，天才也不例外。
用兵之道，是最典型的用心之道。兵法之妙，妙乎一心。而真正的打仗并不像说书人所描绘的那么单纯，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三突出”到将军的拼杀格斗上。其实，打仗是在打制度、打钱、打谋略、打人心。阳明现在有了权，他的文韬武略得以变成真才实学矣。他的心学又一直是“运用学”，现在他可以运筹施展出来了。
治民先治官，他的认为这一带暴民的不到肃清的原因在于各省都推托观望，不肯协力合作，致使贼情蔓延。他首先照会各省必须听他的指挥，做好战前准备，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他极有远大战略头脑，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根治匪患，而比只是拉完网就走。他是个儒家，而非兵法家。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历代实行的科举考试，其本义也是想选拔这样的君子，但很难拔出阳明这样的真才。这也是王阳明要发动思想革命的原因。
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让民自治。他推行了十家牌法。其作用相当于用居民委员会监控住户，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的行为，来往人员的情况，一户出问题十家连坐－－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那个牌相当日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但他发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的告示写的极温情脉脉：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然。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并提出了一系列让他们当好良民的道德要求。
他在将后院布置停当的同时，已着手选练民兵。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则应召入伍。只是明中叶以来连正规军还组织不好，遑论其它。他在《选拣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未能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用枯竭，兵力脆寡，卫所的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没有抵御强寇的力量，用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湖广的土军，就是调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已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
他的天才在于既现场发挥的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既操作简便又不是苟且之谋；他的办法都是眼下见效的长远之策。实难缕述，且说这选拔民兵之事。他发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从各县选七、八个骁勇超群、胆力出众的魁杰异材，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召募奖赏他们的费用都从各属商税和平时没收的赃款罚款中支出。各县旧有的机快的编制不动。会剿时不要出动大军，每省出兵不得超过五百，这五百人分成两拨，三分之二的留守训练，既为安抚民心、做预备队，还为这样可以节省军需，以提高给投入作战的那三分之一精锐人员的奖赏。
与此同时，他广布间谍。原先，官军在明处， 因为赣州的百姓多有为藏在山洞中的强人当眼线耳目的，官军尚未行动，那边造有了准备。阳明发现一个老衙役尤为奸诈，是洞贼的密探。便把他叫到卧室里，问他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就交代联络图、联络点。老役如实坦白。阳明遂推行十家牌法，同时有将计就计，故意让密探传回去错误消息：能而示之不能，打而示以不打。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他下令各省的小分队会剿活动最猖獗的闽西樟州象湖山一带的暴动。其实，具体打仗的是他的下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