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7章

　　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

　　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

　　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

　　４．格物

　　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

　　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

　　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大有向朱子这座“文化昆仑”发起总攻之意。因为他还弄不懂朱学这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的脉络，更弄不懂其内在的秘密，此时他不曾象后来那样"遍求考亭(朱子的号)遗书读之"，但他却真想从教主的现成思路中寻找成圣的门径。

　　还在他未成年的时候，经过一段外在的入门水平的知识性学习过去之后，他就想单刀直入来探究朱学的内在理路，其诚可佳，其勇可喜，但其行动可笑：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开始格竹子。阳明的爷爷喜欢竹子，因此在“竹轩”前种了许多竹子。阳明和钱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朱子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他们便来身体力行。到了第三天，钱朋友便劳神成疾，阳明还笑他不中用，到了第七天，他也因耗竭心力而病倒。这七天他怎样沉思其理，尽想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反正他一无所获，“自委圣贤有分”，像贾宝玉看见别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情一样，阳明觉得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了。他主要觉得自己天赋有限，但不可能不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至少种下怀疑的种子。自然这种挫伤情绪过后，他还得回到朱子学这座大山面前来。就象在现实的道路面前绕不过举子业一样，在思想路线上绕不过朱子学。

　　后来，他“翻”了朱子学，问心无愧地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

　　“格”是种什么工夫?阳明想获得什么收获呢?程朱也并不这样去格竹子，程朱之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及至穷得多时，乃恍然有悟于万物共有之理。讲得是经验思辨观察总结得多了，然后豁然贯通，化约为简捷直接的把握。阳明想毕其功于一役，想一通百通，想从一棵竹子身上，测悟万物之理。不妨说这是用心学态度做理学功夫，用诗人的审美观察觉悟的原理来解决哲学难题。太相信世界的象征的关系了，便是青春季节的抒情幼稚病。这也是想当英雄的青年人的通病。这一年，他大约１８岁。三年后地球的那边哥仑布启航探求新大陆。

　　他这样来格物反而被物格。实现自我本质的冲动便另找寻突破的门径。最现成的大路有两条:一是究心举业，去当只管一世的状元去，然后去与世俯仰混一碗现成饭。一是加入主流文化圈，究心辞章之道，像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一样文名满天下。格竹子失败，动摇了成圣的信心，他便沿着“文化的斜坡”下滑，“随世就辞章之学”，掉过头来取现世的荣华。

　　这个干什么便全力以赴的人，肯定拿出了略低于格竹子的劲头来“格”八股之道和辞章之学。只是他的学生们不愿意渲染这方面的细节罢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顺利的中举并在辞章写作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乏其筋骨”地锻练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对于一般的举子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终身不得一第的更多。然而对于想方设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王阳明来说，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然而，他毕竟豪迈英纵，不为外物所屈，同学中有因为落第而羞耻者，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具有戏剧性的是，癸丑年(1493)他落选后，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这是一种顺向抚慰法，让受挫伤者找回自己的信心。还在扬才露己阶段的阳明遂“悬笔立就”。这个场面很滑稽，但《年谱》作者还进一步编排下去:诸老惊呼“天才!天才!”退而有忌妒他才华的人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来科即丙辰科会试，果然因有人忌妒而名落孙山。这是反败为胜的粉饰法，殊不可信。科举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

　　其实，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对于阳明来说，原因倒在于他违背了自己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章法，用力太猛，适得其反罢了。科场上的这种挫折使他后来在面对无数莘莘学子的科举渴求时，有了同情了解之上的圆通“说法”。后来对他是区区一第，无关紧要，眼下却是致命的一个台阶。上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建功立业。这对于现在功名心还极强的他来说是深感压抑的。这是真正需要格的物。是顺应还是反叛?他的家庭教育，家世背景不可能"放"他去做一个江湖名士，他本人也不想自逐于廊庙之外。他还得收拾聪明，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

　　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

　　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５．学文乃余事

　　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

　　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