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
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8 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
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8 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和马鸿奎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9 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不久,新疆省主席鲍尔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9 月26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军政局面,全部顿告瓦解。”而华中、华南战场更令蒋介石不堪回首。8 月4 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共军第四野战军长驱直入,直抵华南,广州这个临时国都岌岌可危,这使得桂系首领李宗仁代总统对他痛恨达到极点。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于293 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
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 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5 月7 日飞抵广州,去为“党国”作最后5 分钟的努力。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7 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的愿望很快实现。
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旧部下,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
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时,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
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
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
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295 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
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
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 月中旬。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
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时,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 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 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