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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智慧》第19章

作者:星云大师/刘长乐 字数:2986 书籍:包容的智慧

  如果胜利意味着打败所有人……

  星云大师:

  有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械斗,非常惨烈,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人,当这个人高喊“我胜利了”的时候,放眼望去,周围已是屋倒墙塌、血流成河。他找不到自己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找不到一个给自己递一碗水的人……

  长乐先生:是啊,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我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的解读越来越扭曲。而且,物极必反,强烈的压迫感总是要找到反抗的出口。于是,本位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日趋强烈。

  星云大师:嗔恚的情绪有时就像一把野火,可能几丝风就会使它突然炙燃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可以燃烧的分子还在,也就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肯用理智来调整自己的话,邪魔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彻底俘虏。

  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迫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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