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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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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 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汽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澹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象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得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了。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出了院回家,收到沥川的一大堆留言。
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
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得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声控灯亮了,打量他。
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得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实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
我呆呆地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
沥川离开我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的院?”
“昨天。”
“出了院你就上班?上一整天?”
“嗯。”
雨衣还在滴滴哒哒地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地说,接着便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的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
钥匙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只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
找到钥匙开了门,我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间,四下一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人立即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俱。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拖了,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
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将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档,对沥川说:“请坐。”
沥川没有坐,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条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的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肢,不禁问道:“沥川,你的这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
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弄得彻底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昏,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嘛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
最后,好象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嘛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士,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乎乎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
坦白地说,我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士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朵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见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吧,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
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木讷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地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着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又替我洗耳朵背后。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
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
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
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