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三百年》第14章

　　谁知消息泄露，李广利诛杀长史等人后，见军心不稳，只得率兵从郅居水南归。狐鹿姑单于得知消息后，亲率五万多骑士渡水紧迫不舍，汉军边战边撤，等到退至速邪乌燕然山时，损失已经相当惨重，而且又疲惫不堪，只得就地扎营休整。入夜之后，单于命令士卒挖数尺深的堑壕至汉军营前，突然发动猛攻；汉军猝不及防，军中一阵大乱，死伤不计其数。李广利见败局已定，走头无路，只得向匈奴投降，七万多人的汉军彻底覆灭。

　　狐鹿姑单于早就闻知李广利这位皇亲国舅的大名，见李广利投降后大喜，将自己的女儿嫁与李广利，尊宠反而在卫律之上。然而，这种高级俘虏的生活没过多久，就在第二年秋天，卫律忌恨李广利得宠，遂利用单于母亲生病的时机，串通胡巫陷害李广利，单于因此杀李广利祭祀先祖。李广利临死前大骂：“我死后必灭匈奴。”说来也巧，当年秋天雨雪连绵，气候寒冷，牲畜冻死，疾病流行，庄稼不熟，单于十分恐惧，急忙为李广利立祠，以安抚那早已不知漂向何方的鬼魂!

　　第四章、三世无犬吠之声，黎庶亡干戈之役

　　一、“深陈既往之悔”——“轮台诏”

　　征和四年

　　这是一份由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呈的奏章，请示武帝批准往西域轮台地区(一作“仑头”，西域国名，今新疆轮台东南)派遣士卒屯田，置三校尉监护，召募内地百姓前往轮台垦荒，继续向西修筑亭障，既可以解决戍边所需的粮食问题，又可以威慑西域诸国，辅助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属于桑弘羊职权范围内的奏章，武帝却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不免使群臣感到有些诧异。的确，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武帝即位以来，素以处事果断而著称，无论是多么棘手的政事，经常是一言立决，决无犹豫寡断之事。而如今武帝已进入垂暮之年，似乎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执意进取的锐气，这在不少朝臣的心中留下几许哀伤的阴影，不免为大汉今后的命运而担忧。

　　自从元光二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直至征和二年李广利兵败郅居水，武帝凭借文景时期几十年积蓄的巨额财富，调动数十万大军及无数民役，连续向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穷追猛击匈奴四十多年，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终于将匈奴的势力逐出漠南，彻底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武帝在北境与匈奴激战的同时，又广开三边，拓土开疆，东征朝鲜，南伐两越、通西南夷，西击羌族，大小之战不计其数，军费支出更是骇人听闻。仅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后，对有功将士奖赏的黄金一次就高达五十多万斤，相当于当时汉政府全年的收入。除战争之外，武帝广修宫殿，大置苑囿，四处巡游，寻仙觅药，封禅祭祀等等，挥霍了无数的财富。为了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武帝采取了更改币制、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各种新财政措施以扩大政府收入，虽然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实际上所有沉重的负担最后只能转嫁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大量破产流亡，农民暴动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武帝重用酷吏，派“直指绣衣使者”分赴郡国，督促地方大员残酷镇压；又作“沈命法”，规定太守及属下官吏如不能发觉并及时镇压农民暴动者全部处死。郡国官吏害怕因镇压不力而被诛杀，都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致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如此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武帝并不是没有察觉。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武帝已经认识到要想稳定统治，光靠严厉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施以仁政，给百姓以喘息之机。但是，武帝最初并不准备在其有生之年改弦更张，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的身上。武帝曾对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四夷侵陵中原，朕不更改制度，后世将无法可循；不出师征伐，天下将不得安宁；为此不得不劳扰百姓。后世之主要是沿袭朕之作为，难免重蹈亡秦之迹。太子敦厚好静，必然能安定天下，不使朕忧愁。若要是论遵守成法之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武帝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更改政策，对四边的用兵，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也没有显示出停止的迹象，就是在漠北大决战，匈奴远遁大漠之后，依然数次派遣大军远征，保持着凌烈的攻击势头。所以，当卫太子劝阻父亲不要继续用兵之时，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进入征和年间之后，年老多病的武帝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政策，“巫蛊之祸”的发生彻底打乱了他的布署。当时人们认为以巫术诅咒或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这种方法被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下狱处死。从此，全国陷入追查所谓巫蛊的恐怖浪潮之中，前后屠杀有数万人之多，连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也因为巫蛊被诛杀。次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卫太子有私怨，见武帝年老多病，唯恐太子即位后被杀，于是以治巫蛊为名在太子宫中掘木偶人。结果太子被迫发动兵变，诛杀江充，兵败后自经而死。等到事后武帝醒悟巫蛊之事纯系子虚乌有时，但太子已死，大祸铸成，悔恨晚矣。第三年，武帝晚年颇为信任的将领李广利统兵出征，兵败后投降匈奴，七万多人全军覆灭。这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汉军所遭受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对于连续经历巨大打击的武帝刺激之深，不难想见。

　　在经过一系列这样重大的变故之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定亲自实行这一转变。征和四年春，武帝应群臣的请求，斥逐为他寻求仙药而糜费无数财富的方士，已经显示出即将实行重大转变的消息。恰好在六月，桑弘羊上奏请求在轮台屯田。虽然早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班师途中顺道灭轮台，汉朝就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此次桑弘羊所请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士卒的数量，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规模，扩建亭障。尽管屯田与修建亭障所需士卒远不能与调集大军出征相比，但是武帝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还是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奏请，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

　　武帝在诏中沉痛地自责多年来连续对匈奴用兵，“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远田轮台，修筑亭障，又将耗费巨资，扰害百姓，表示今后再也不忍听到这类建议。申明从今以后不再出兵征伐，严禁苛暴虐民，禁止擅征赋役，推祟本农，重修“马复令(一种优待民间养马者的法令)”，鼓励民间继续养马，只需保持必要的武备而已。同时，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思富养民的诚意；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轮台诏”的颁布很快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遍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初步得到缓解，对匈奴也不再复议出兵之事。三年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怀着平静的心情，安祥地告别了人世。在临终前二天，武帝立八岁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政。霍光是武帝爱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人谨慎，处事稳重，深得武帝信任。他没有辜负武帝的临终重托，精心辅佐年幼的昭帝，忠实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终于将已经濒于崩溃边缘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扬武帝晚年勇于改过，委派辅政大臣得人，所以才能使“有亡秦之失”的西汉王朝免于“亡秦之祸”。宣帝即位后，继续遵循武帝的遗训，宽徭薄赋，与民休息，迎来了被史家称为“宣帝中兴”的再度繁荣局面。

　　二、匈奴内讧与重议和亲

　　武帝“深陈既往之悔”的“轮台诏”，不仅对稳定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武帝时期长达四十多年的汉匈战争中，汉匈双方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匈奴的损失更为惨重，在汉军连续多年的沉重打击之下，曾经纵横大漠之上的精锐甲骑损失严重，人口、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势力更加趋于衰弱。虽然在征和四年，狐鹿姑单于怀着降服李广利的喜悦之情遣使至汉，强硬地要求汉朝继续履行和亲故约，遣汉女出塞，广开关市，每年奉送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否则就以刀兵相见。对于匈奴这种无视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狂妄态度，武帝付之一笑，没有理睬。实际上，此时匈奴远遁于自然条件不及漠南优越的漠北地区，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实力继续大规模侵略汉朝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