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实验中,志愿者会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境,内部者多半会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会依靠别人来帮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部者更知道他们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医生问的问题多。内部者刷牙的次数比外部者多。内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车时更容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练习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发现内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部者相信,这些人是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尽管内部者在成功的时候感到自豪,他们却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者有过。而对比起来,外部者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强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内部和外部两者间有平衡,他们以一种如果不准确的话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使好事发生了,坏事是被强加的。”)
社会认知理论和控制位研究导致了性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一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而不光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征和行动。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叫做“个人观念”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个人观念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识的一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想,别人多半会怎样对我们作出行为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进行了一项自我保护战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把它叫做“自我残障”。自我残障者在面对一个他们担心会失败的情境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会把事情弄成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造成了他们的失败的样子。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只会选择明显比他强的人来作为对手,这样的话,输了球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快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学生,他可能不去学习而突然背上许多的校园杂工负担,这样,如果他考不好的话也能得到保护内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残障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打败他自己。
控制位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是对叫做“学会的无助”这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无法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都曾提供过有关此种消极情形的解释,可是,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21岁的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突发奇想,之后,经过许多年的工作,这个奇想引导出对于这种消极性有价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一次去教授的实验室就发现教授及其助手有大麻烦。他们的实验狗就是不按要求行动。通过同时使用音调和电击来形成条件反射,直到它们把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狗被关在一个“隔断笼”里,即一个大笼子里有一排低层隔栏分成两隔,使它们在这里只受音调的影响。把狗放在这样一个笼子里,让它们在一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一边不给电击,狗很快就学会翻过隔栏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出,它们在听到音调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可是,狗听到音调后,蹲着不动,发出呜呜吠声。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可是,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有了一个主意。狗以前被加以音调和电击时,它们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法逃脱电击。现在,在一个新的情形之下,它们逃脱了电击,但它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好像自己无论干什么都逃不出被电击的厄运。
塞利格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企图生成学会的无助,先是与一位叫史迪芬·梅尔的同学,后来又与一位叫布鲁斯·奥弗米亚的同事合作。有一项重要的实验是把狗一次一只放进笼子里,挂上它们使其无法脱逃,再通过金属地板从蹄子上对其施以电击。再然后,每一只狗都和其它几只没有施以电击的狗一起关在一个隔断笼里,笼子里装有狗的那一边有一只灯不时打开,10秒钟后跟进一次电击。所有的狗都很快把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处理的狗都挤作一团,它们很快发现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一边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遭到过无法逃脱的电击的狗就只好呆在原地让自己挨电击,不知道作出任何努力去逃脱。它们已经形成一个预想,即,不管做什么事情,终究难逃被电击的下场,它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这好像就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存在的无助情形了。可是,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们大胆地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其原因可能更多地要归咎于学会的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者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克服自身的悲伤情绪。这个理论立刻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所反驳。这些人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既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样感到如此。有些人把不幸归咎于自己,一些人把不幸归咎于别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一约翰·梯斯戴尔这位英国心理学家以及另外一位同事合作,开始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来解释人类的压抑感。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把学会的无助和控制位理论结合了起来。当人类遇到无可奈何的痛苦经历时,他们不是将其归咎于外部力量就是归咎于自己,而后者这种错误想法就会导致压抑。这个小组通过一套复杂的控制位问卷来验证这个假设,结果,得出的信息支持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在1978年公布以后,立刻有了很多类似和确认性的研究——接下来的20年内有300多种——有的用狗,有的用兔子,人们确认并扩展了这个理论。
比如,有一例研究对一组孕妇的性格进行了测试,将其归类为内向或者外向,并发现,在内向的人中间,产后压抑率高出很多。这些妇女把这个期间的困难归咎于自己个人的特性,而那些外向的妇女则声称环境不好,虽然也感到一些无助,可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压抑。
更近一些时候,塞利格曼将其理论扩充成他现在叫做“解释性风格”的东西。它解释看起来是彻底的乐观主义或者普通的悲观主义的基本性格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话说:
拿一个很糟糕的情形来作比,如生意或者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把它归咎于一些长时期存在或者永恒的原因,它们会影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这些又都是自己的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只限于目前这件事,或者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因为别人行动的结果。
乐观主义容易得出比悲观主义更高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的人寿保险代理商比悲观的人寿保险商销售成绩更佳,他们坚持这门生意的时间也更长。乐观的奥林匹克级游泳运动员在被别人战胜后会游得更快,而悲观的运动员却会变得慢些。乐观的职业棒球队和蓝球队成绩好些,特别是在他们被战胜后,比悲观的队好多了。
因为社会学习理论而引发了新见解的另一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性格方面的差别。表明上很聪明的一些人一辈子都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多半是些男人,他们说自己这个性别的人有多好,而对方的那个性别有多么不好。他们的观点从柏拉图对女人轻微的贬低,到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对女人的头脑和性格委婉的嘲讽不等。柏拉图说:“自然的天赋均衡分配在两种(性别)之中,可是,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次男人一等。”而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却说:
女人只是长得体积稍大些的孩子而已,她们会说些笑话逗人,有时候还有一些智慧;可要说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推断和道理,我一辈子都没有知道有哪一位(女人)具有这个能力……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是跟她们逗乐,与她们玩耍,逗他们笑,奉承她们,就跟他逗一个活蹦乱跳着往前走的小孩子一样。
一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征——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善滋养、敏感、善变等——一直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相信这些特征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以及这些东西所带来的特殊的经验的无法逃避的结果。直到1936年,刘易斯·特曼和同事西·迈尔斯才发表了一篇大受欢迎的研究结果,这篇研究男性和女性性格的文章,“性别和性格”,非常有影响,它是以他们所进行的一项测验的结果作为基础的。给测验的答案打分的方法是以传统有关性别差异的想法为基础的。例如,在这项测验的词语联想部分,如果受试者对“tender(嫩的,温柔的)”这个词产生的联想是“meat(肉类)”,这个答案就评为阳刚;如果联想到“kind(仁慈)”,“1ovihg(温情)”,则评为阴柔。读侦探小说并喜欢化学评为阳刚,读诗歌或者喜欢戏剧则为阴柔。
尽管这在今天看起来相当了不起,可是,特曼和迈尔斯测验使用了许多年而无人对它的假设发出过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