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回来,很快就放了假。
暑假里我无所事事,整天和喜子呆在一起。虽说以前我对他有些看法,但那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还提那些干什么,现在我发现,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爱看书,我也爱看书。我入不了红卫兵,他也不入红卫兵——他对此压根儿就没有兴趣。甚至说我:“你怎么老想入红卫兵呢?你奶的意思!你奶也是的,难道还没让红卫兵整够。”奶奶的意思谁也说不清。“但是,她总是为了我好,为了我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前途?”喜子不屑地说:“咱们毕业了就是去农村,能有什么前途!”如果真是这样,入不入红卫兵也就无所谓,红卫兵只能是比别人更快地去农村。可是奶奶总希望我在学校混出个人样,她在巷子也好抬起头来,而我觉得,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牵连。“唉,你奶也是让人整怕了,所以就希望你能有点出息。”“我入了红卫兵俺奶就不挨整了吗?”“你奶该挨整还照样挨整,并不会因为你是红卫兵就对你奶网开一面。”喜子的看法与我完全相同,要不,我怎么把他视为知音呢!
不过就我们毕业了是否全部去农村,我和他的看法还是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的上一届全部去了三线,而上上一届,一部分去了三线,一部分还进了工厂。“也许会有一小撮人留城,但绝不会轮到我们。”“这一撮人会是谁呢?”“谁知道会是谁,反正轮不到你我。”这我也相信,但是,“会不会是表现好的?”“表现好更应该去农村。不是经常说,共青团员红卫兵要带头吗?”是呀,那这一小撮人又会是谁呢?“现在操那份闲心干什么,过一天算一天,到时候再说。”是的,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天!于是我说:“咱们去城外玩儿吧?”
天热得出奇。梆子井一到晚上家家门口都是一个个近乎****的肉体,街上又蒸发着一股臊臭的气息,时不时还有孙喜风那嘶哑的骂声,也就是这个时候最为安静,却又酷热得难耐。一到城外就不同了,浓荫遮蔽,凉风习习。城河边迎面扑来一阵阴凉,使人顿有脱尘忘俗之感。前几年我们常来这里,说是游泳,不过是泡泡,把那一身的暑热洗刷掉。
喜子早已在河里等我了,我脱了衣服扑进那渗凉的河里。有好久都没有这样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喜子问“咱们有多长时间不来这里了?”“大概有一两年吧。”“我记着自从银子的事情发生后就没来过。”这几年这里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先是银子跳河,接着是她爸跳城墙,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都在这里寻找到了归宿,仿佛这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的一条通道。喜子说:“死在这里的我们知道,没有死在这里的又有多少呢?”这谁也说不清。接着,他说了一件事。说有一个女人吊死在了这树上,人们解下她时,她的yin部已溃烂,警察据此判断是轮奸后自杀,最后还真的抓住了凶手,但供称,是****,然后又把她挂到了树上。这显然有悖常理,于是罪犯被正法。但过了好久发现,确是****。因为她早就有自杀的意图,原因吗,还是被强奸。她认识一个很走运的人,造反当了革委会主任,而她丈夫跟着造反却进了监狱。这个人就纠缠她,她不从,他就实施了暴力,并说她的男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万念俱灰,就走了极端。罪犯的家属得知真情后要求平反,公安局至今也没有答复。
“现在的冤案可太多了。”喜子讲完说道:“你就说银子吧,死得不明不白,你说她冤枉不冤枉。”我撩了一下水问:“你看她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很可能是他杀,银子干吗要自杀呢,就算小陈不要她了,她还可以找别人。再说,她还怀了小陈的娃,不正好要挟小陈吗。”“那你说,谁会害银子呢?”“这是公安局要干的事,我可说不清。”“会不会是小陈呢?”“小陈和银子能到那种程度,也不见得就不爱她,只不过……说不定事过境迁他们还会好的,银子的死小陈也很难过。”喜子的见解很深刻,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总认为,小陈嫌银子缠他,所以就……“不会,小陈干吗要杀银子呢?”“那他为啥不和银子结婚呢?”“银子他爷是反革命。”“反革命又咋了,银子又不是反革命。”“可人家小陈是工宣队长,怕影响他的前途。”“工宣队长有啥了不起的?”“不和你说了,你老认死理!”喜子指了一下我,不再说了。
已经在河里泡了几个小时,身上的暑热早已散去,倒觉得有一些渗凉的难耐了,可喜子仍望着头顶的蜻蜓不愿离去。蜻蜓在河面翩飞、嬉戏、追逐,快乐得就象聒噪的喜鹊,轻盈得就象春天的燕子。“看,蜻蜓也有爱情呢!”喜子指着头顶说。只见两只蜻蜓叠在了一起,在河面翩然飞过,就象双翼式飞机似的,看那样子它们至死也不会分离。“唉,人要是能象这样子就好了!”喜子大发感慨。我也觉得,就是昆虫的世界也比人类祥和,人类整天你争我斗的,也真不知是为了什么?我和三娃子斗了一整,丝毫也没有那种其乐无穷的感觉,而且三娃子似乎也觉得无聊得很——现在让他骂我他也不骂了,所以我就和喜子格外地要好。
西方天边云霞一片。回到梆子井,一个惊人的消息扑面而来!“小余死了,在菜地的窑洞里!”菜地西边有一道土崖,土崖下有几孔窑洞,原先是无家可归者的温室,现在野狗有时在里面栖身。小余怎么会死在那里呢?
小余这二年出落得更加水灵了。虽只有十八岁的年纪,身材却凹凸有致,俨然已是成熟的女人了。去年她中学毕了业,分配到西郊的一家厂子,早出晚归地上班,她怎么会跑到菜地去呢?但是小余确实是在菜地的窑洞里被害的。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邵主任和张风莲也忙着维持秩序。邵主任的脸红彤彤的,看来这件事对他震动不小。张风莲倒象是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在警察面前喋喋不休,也不知究竟在说些什么。人们都站得远远的观看。菜地里、土崖上,涌了不少的人。警察们忙来忙去,一个穿白大褂的警察,提着铝皮箱子进了窑洞。
很快,勘查结果就出来了:死者被强奸后捂死!这次倒是这么快就确定了死因,我为小余感到庆幸,但不免仍有一丝悲哀。小余自从和天财家发生了那件事后,一直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她貌美如花却冷若冰霜,梆子井的人都叫她“冷美人”。她见了谁也不理,在巷子旁若无人地走过。她的世界只存在在她的心里,是丰富是苍白,谁也不知。总之,她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印象。那么今天,又是谁向她下了这样的毒手呢?
接着,被害时间也确定了,小余死于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这么晚,她到菜地去干什么?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小余对梆子井也和我一样地厌烦。她可能要上夜班,从他们院子后门出去,到四知村,穿行菜地,上土崖,再到西门。但也不能成立,深夜的梆子井谁还注意她呢?也许夏天的梆子井仍然令人厌烦!
正思忖间,忽见警察向我走来。“这帽子是你的吗?”他拿着一顶军帽问我:“你是叫XXX吗?”我应了一声,既承认我是XXX,同时也承认帽子是我的——帽子里写着我的名字,我能不承认吗。可是,这顶帽子三年前就丢失了,现在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警察用一种犀利的目光看着我,好象要看透我的五脏六肺似的,心里如果有鬼在这种目光下是藏不住的。他的脸很黑,大约有二十七八的年纪。他看了我足足有五分种,如果不是张风莲来他也许就要这样一直看下去。
“就是这娃!”张风莲走上前指着我说:“这娃爱打架,前年跟俺三娃子……”“你现在提这些干啥呢?”邵主任也走上前说:“警察同志办案,你净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咋不相干呢!”“你能提一些与案情有关的情况吗?”黑脸警察结束了对我的注视问张风莲。“有关,我说的都有关!前年跟俺三娃子打架,前一晌还跟孙喜风打了一架……”“打架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咋能没关系呢,能打架也就能杀人。”“你怕是扯得太远了。”邵主任说:“你也不要说了,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警察同志,有啥事情你就问我,我是居委会主任。”邵主任拍了下自己,把这个任务主动承担了下来,却不想张风莲在旁揶揄地说:“嗳,今儿你咋变了个人?”黑脸警察并没有问邵主任却对我说:“既然这顶帽子是你的,你就和我们去局里一趟,把该说的问题说清楚。”我立即意识到,这顶帽子和案件有直接关系!但是这顶帽子……我想起来了,三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戴着叔叔寄来的军帽在街上招摇,忽然一阵旋风掠过,帽子就象被风刮走了,只觉得头皮一阵冰凉。而我看到的,是一个黑影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离去……
本来和我在一起的喜子一看情形不对立刻走了,我顿时有点慌乱起来,不明白眼前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而帽子又说明了什么?“走吧,到局里去一趟。”所有的警察都围了上来,我更加惶惑了。
“为啥要把俺娃带走呢,俺娃咋了?”奶奶跌跌撞撞地跑来,一脸的惊慌。一定是喜子报的信。他虽然胆小,做这种事却挺在行的。“他奶是个黑五类,他爷是大资本家!”在此之前,张风莲就一直向警察作着介绍,及至奶奶跑到面前她就向奶奶大喊:“你娃杀人了!”“他张妈你可不敢胡说,俺娃是和你三娃子打过架,可俺娃……”“你叫王玉娥吧?”黑脸警察向奶奶走过来。“这娃是你孙子?”“是我的外孙子。他妈他爸不在这儿,是我一手抓大的。”“你孙子有杀人嫌疑,当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局里审问。”“同志,俺娃不会杀人!你一定是弄错了,不信了你问一下!”奶奶在人群里慌忙地寻找,最后却失望地抓住了张风莲的胳膊:“他张妈,你给说一下吗。咱在一个巷子住着,都几十年了。俺毛毛跟你三娃子是从小耍大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甭拉我!”张风莲甩开奶奶说:“这天大的事我说有啥用呢,再说,你娃的帽子在人家小余的这儿呢!”她竟然向自己的yin部指了指。
奶奶一听帽子更急了。“帽子!啥帽子,俺娃的帽子咋能在小余的身上呢?”“那你问你娃去。”张风莲乜斜着眼说。黑脸警察拿着帽子对奶奶说:“就是这顶帽子,这是现场遗留的唯一物证,所以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局里审问,请你不要干扰公务。”奶奶虽然不懂这些程序,可也知道杀人是天大的事,她拉着他的手说:“去了好好问俺娃,俺这娃从小就胆小,他妈他爸也不在跟前……”“都能杀人还胆小,再胆大还不把——”张风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警察顶了回去:“请你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这时邵主任也走上前说:“去了警察问你啥你就说啥,不该说的也不要乱说。”奶奶立即拉住了他:“老邵,俺这娃你可了解,你给警察说说。”“没事,民警就是向他了解一下情况,明儿就回来了。”“还得等到明儿?”“得等到明儿。”邵主任平静地说。
太阳已经落山,天要黑了。西方天边那一片云霞更加斑斓,辉映得土崖一片金黄。这很象批斗奶奶的那个早晨,但现在却是黄昏。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到了黄昏,想起喜子讲的那个故事,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俺娃还没吃饭呢!”刚出菜地,奶奶又磕磕绊绊地跑来,塞给我两个馍说:“你听邵主任的,去了警察问你啥你说啥……”“还给她娃底诉呢,”张风莲在旁讥诮地说:“这杀人的事情么,你躲了今儿还能躲过明儿。”“他张妈,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噢,俺娃啥时候杀人了?”“谁血口喷人了?你娃在巷子打架闹事谁不知道!现在你娃杀人了,你还想包庇呢?”“我说你就没一点水平!”邵主任用食指点着张风莲说:“民警还没说呢,你就先下结论了,你凭啥呢?”“帽子不是她娃的么?”“帽子的事情还没弄清呢,民警现在才回去问呀!”“我也跟你不多说,他娃杀人没杀人由人家民警定呢。”
张风莲最后这句话还算是有点水平。我也对警察抱着很大希望,我想既然小余被害的时间已经定了,那么只要证明我在这段时间没有去过菜地就行了,所以我坦然地和警察们到了公安局。但是警察们并没有马上审问,我被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迎面是那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侧面墙上有一些稍小的字:发挥无产阶级****的威力,打击一切犯罪活动!无产阶级****威力无穷,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你在这里呆一下,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也许吃饭去了,而我却没有吃饭的意思,我拿着奶奶塞给的两个馒头反复摩挲着。我不知道警察将要问我什么,我又将如何回答?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帽子是怎么到现场的?而这也正是我最大的疑惑,我甚至连它怎么被抢去也无法说清。只记得一天黑夜、一个黑影、一阵狂风,然后就无影无踪!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帽子离我三年,我实在说不清它的行踪,更想不到,它的结局竟会如此悲惨,而它的主人我的命运,也许……总归一切都说不清也想不来!
“想好了没有?”黑脸警察抹着嘴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姑娘,有二十左右,她穿着裙子,拿着笔和本子非常飘逸地走到了桌子旁,黑脸警察坐下,她也坐下,他们都非常冷峻地看着我。这种场面只是在电影里看过,特务和罪犯被带到这里,大多神色慌乱、左顾右盼,即便故作镇定,最终也敌不过无产阶级****的威力和侦察员的智慧,心理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我现在有的也只是惶恐——我感到这种冷漠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现在可以开始了。”终于他对她说,于是她伏案记录。在问了姓名、年龄和学校后,黑脸警察冷不防说道:“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吧。”完全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如何回答呢?“听见了没有?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我没有作案,怎么交代呢?”“你没有作案,你的帽子是怎么跑到现场的?”“三年前它就丢失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到现场的。”“是怎么丢失的?”“被人抢走的。”“谁抢走的?”“不知道,没有看清。”“怎么会没有看清?”“当时是个黑夜,那人又骑了一辆自行车。”“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个小伙子。”“有多大年龄?”“不太大,有十六七岁。”“你为什么不追赶?”“追赶不上,他骑得很快。”“你没有喊?”“喊也没用。”“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能有什么反应,我回家睡觉去了。”
“端正态度,回答问题!”黑脸警察突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我不明白,我的态度哪点不端正了,问题我也如实回答了。“你这个娃,极不老实!”他突然又一拍桌子:“你最初说帽子是丢失的,现在又说是被人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被人抢的!抢和丢失有什么区别?”“抢是强行被人剥夺,丢失是自然消失,怎么会没有区别呢?”他这句话令我折服,我对他大为钦佩,于是“端正态度”,认真回答问题。
“我问你,你的帽子具体是什么时候被抢的?”“三年前。”“具体点!”“六八年的冬天,大概快过年了。”“那么冷的,你跑到街上干什么?”“我叔叔给我寄来一顶军帽,我想炫耀一下。”“你叔叔是干什么的?”“成都军区的军官。”“具体是什么职务?”“不太清楚,可能是营长吧。”“他为什么要寄一顶军帽给你?”“当时大家都喜欢军帽,我就向叔叔要了。”“梆子井的孩子有几个有军帽的?”“没有几个。”“你说说。”我说了几个,有天财、勐子、喜子,还有大娃子和三娃子,他让那个姑娘一一记下了。
“梆子井谁和小余关系比较密切?”“小余整天不出门,没人和她关系密切。”“你怎么知道她整天不出门?”“我看她很少出门。”“你非常注意小余?”“我注意她什么?经常在街上走,很少见她。”“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大约三天前吧。”“那你怎么说很少见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要如实交代问题。”“交代什么问题呢?”“交代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你说说小余是怎么被害的?”“我不知道。”“你是知情人,必须回答问题!”奇怪,我知什么情呢?
黑脸警察可能也觉得话问得有些唐突,换了一种口气:“谈谈你对此案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小余挺悲惨的。”“梆子井和你一般大的孩子中,或者比你稍大的孩子中,谁有作风问题?”这我更加说不清了,只知道三噱和毛老三有作风问题,但他们都是大人,且年过半百。况且这样的问题,似乎也不该问我一个小孩子。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理。“象你这个年龄的人,正处在成人和孩子的边缘,可以干小孩子的事也可以干成人的事,而这,又全凭一时的兴致和冲动。过年时,你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学生把人打死了吗,他的年龄就和你差不多,他能打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现在我确实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郭震安能打死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这也许就是张风莲口口声声说我杀了人的原因。所以他说:“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如实向我们提供,不是你杀的人有利于我们找到凶手,是你的话也有可能减轻你的罪责。你看,这不是写着‘坦白从宽’吗。”他指指头顶说。实际上那八个字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总之,对你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你现在只是一味说,不是你干的,可又提供不出任何有利于破案的情况,这又怎么能说明不是你干的呢?你必须拿出一个诚恳的态度来,我们才能相信你,你说是不是这回事?”“可我确实不知道谁害的小余。”“如果知道的话也就不必要在这里坐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把你请来,和你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表。“行了,今天的讯问就到这里。但是你必须清楚,”他指着我说:“你是目前唯一的嫌疑对象,在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对你的审查不会结束!这一点,你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你下去好好想想。”
我被一个比我稍大的人带走了。他也没有穿警服,我想大概是公安局看大门之类的人吧?他把我带到一个黑房子前突然问我:“你小小个娃还敢做那种事噢,还居然杀了人。”把我推进去后,他就扒在那个唯一的窗口问:“喂,告诉我,干那种事是什么滋味?”怎么又是一个张文庆式的人物呢?背后没人形,人前却一副正经!
他把铁门牢牢地锁上了。铁门上透进来一方光亮,借着这方光亮我看清了屋里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