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0章

　　但是，他缺少行动的勇气和决断，到头来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狱，他感激张大哥平日的关心，决心把自己“押给”小赵，以救出天真。然而无济于事，反倒叫小赵讹诈去二百五十块钱。他厌恶财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赵的卑劣和无耻，他试图反抗一下，结果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张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劲，随便，大家都在地狱里，谁也救不了谁。”后来，天真被丁二爷救出，张大哥复职，财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样缓慢地流动，景象是越来越黑暗，他只好走辞职一条路，携同妻儿回到了故乡。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战败者。

　　老李的性格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来源于崇高的品格对恶浊社会的坚毅的抗争，而是来源于善良的、柔弱的心肠对于丑恶的无可如何的妥协和退让。不错，他有理想，然而却不能坚持地加以实行，他也试图抗争，却终于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浩叹和惋惜。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离婚》中许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调。小赵是个例外，其它如张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虽然生活遭遇有不同，个性特征有差异，然而在怯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张罗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却很满意。他的“理论”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这样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漏屋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多少尖锐的矛盾，就在这种“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为怯懦，老李的表现有时是“折中”。他对革命，未始没有向往，但是又认为“近于破坏”；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却又觉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况下老李的怯懦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屈从：“什么事都由着别人，自己就没个主张？穿衣服、结婚、接家眷，生，死，都听别人的。连和太太吵几句都不敢。”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这些男女的消极的市民意识，展示了这种市民意识的可怜、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恐怖政策，人们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装进监狱，如天真的遭遇那样，这种社会政治条件是必然要造出一个怯懦者之群来的；另一方面，庸人性格和庸人意识的形成也同这些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关。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是软弱的、短视的、苟安的、敷衍的。张大哥对于老李出走乡下以后的生活命运曾经有个推断：“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这个推断虽然带有张大哥本人性格上的烙印，但却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使老李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老李“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老李明知如此，“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她’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这就决定了一切。“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只要这种生活方式、经济地位不改变，灰色的生活以及这种灰色生活孕育的庸人性格也无从改变。假如不结婚，不做“家长”，谋生问题或者不见得有多么严重，人们对未来了无顾忌，也许反抗的精神可以健旺一些，比如丁二爷就是如此。但是这究竟是少数。我们看到，在作品中，这些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生计问题，已经化作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束缚起来。作家所以细致而又深入地描述几个科员家庭的生活，这既是为表现他们的怯懦、折中和苟安而选取的特定的生活场景，也是造成他们性格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无论是老李同乡下妻子，还是老邱同纸板夫人，或者是吴太极同方墩太太，他们这些人离婚的变故以及最后和好如初的结局，都是妥协、敷衍的灰色生活的具体反映。

　　这种以妥协、敷衍、折中、怯懦为特征的庸人性格、庸人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渗透着，它麻痹人们的精神，阻滞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品明白地告诉读者：“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

　　作家把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人物和场景的描绘之中，对张大哥、老邱、老李精神状态的入微刻划反映着作家明确的褒贬态度。他否定那种敷衍的、苟安的精神状态，希望着一种奋发的、认真的、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状态。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上看，作家把这种艺术描写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统治和法西斯特务横行的背景下，指出这种苟安和敷衍只能保持这黑暗，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深化了。

　　含泪的微笑

　　《离婚》是老舍第七个长篇小说。《离婚》艺术上的成功标志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幽默的风格是老舍小说创作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优长所在。但是对这一点的自觉认识作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艺术历程。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到《赵子曰》、《二马》，幽默风格一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到了《大明湖》，却由于心中想着“五三”惨案，幽默不起来了。他曾经说，因为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和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这部作品思想上虽有长进，而艺术上却缺乏特色。这种情况到创作《猫城记》时并未改变过来。按照老舍后来的想法，它“根本应当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老舍认识到，他应该“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离婚》是老舍艺术上的圆熟之作。“返归幽默”并不是对过去驾轻就熟的艺术手法简单重复的运用，它是在新的构思指导下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事实上，《离婚》中的幽默既保持了先前作品中的优点，又避免了先前作品中失之于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讽刺尖锐而又不流于“戏笑”和“溢恶”，达到了含蕴深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

　　喜剧将无价值的人生撕开给人们看。老舍的幽默也是如此。他“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注：老舍：《谈幽默》，《老牛破车》。）他运用“笑的艺术”来揭破表面上红火热闹的人生的假面，而把无聊、卑琐、苟且、敷衍、妥协的真面目，显示给人们；他的幽默同对社会深刻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对老舍所描述的生活现象是不可以一笑了之的。

　　《离婚》是以老李接乡下的妻子到北京后所引起的小磨擦和张大哥之子天真被捕到释放的经过为全书的“经线”，而以吴太极同方墩太太、老邱同纸板夫人、孙科员同“牙科展览”夫人的家庭琐事为全书的“纬线”，纵横交织，构成全书的内容。其中，张大哥以“男性媒婆”的身份出现，而吴、邱、李三位科员则分别同太太展开不同规模的“家庭大战”，特别是吴太极与方墩太太为十三妹大动干戈，而当小赵也为十三妹上门纠缠时，吴太极与方墩太太又一致“枪口对外”，同小赵混战一场。这些家庭，这些人们，面对的情势严重，他们痛不欲生，但是后来却又烟消云散，归于 平复，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事后方墩太太高高兴兴地向曾经挨她辱骂的老李“道歉”，并告诉老李她与吴太极不再离婚，“好歹的混下去吧！”“左不是混吧，何必呢！”邱太太也不再同老邱闹离婚：“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邱太太想明白了：“他是科员，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简直的不能吵，科员！……”就是最富于独立精神的马少奶奶，在她所愤恨的马先生突然回来以后，也由怨恼转而为屈从。全书的结局是人们经历了一段风波之后，又照旧生活下去，平静而又凝滞。这个构思本身就是富于幽默和讽刺意味的。鲁迅称赞《死魂灵》的讽刺艺术时曾经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