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31章

　　老舍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到市民的生活遭遇。《文博士》中的唐先生并不属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市民，他的一家算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的家境殷实，还算过得去；这全靠他在夹缝中长于算计。作品颇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整日奔忙而又毫无积极结果的无聊生活，也描述了他总是想往上爬又屡屡失败的痛苦的心理状态。他在济南“交往很广”，但是他的生活地位却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他曾经参与筹建以研究山东省历史地理古物艺术为宗旨的齐鲁文化学会，可是事成之后焦委员却做了会长，他只做了个事务员。“他只有事而无职”，他没办法抗议，唯一的就是在会里安排了个仆人老楚，照管着那几间破屋子，他从每月五十元的开销里克扣四十块，算是得到的一点“油水”。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从来都“不曾独当一面的作点大事”；他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儿子已去做事，二儿子在大学毕了业，三儿子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入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做着小学教员。他处心积虑希望同文博士联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大学毕业，可是女婿是个博士，把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弥补过来了。”他的虚荣心本身也表现着他的自卑和虚弱。女儿不同意与文博士结合，他转而又想在文博士得到“明导会”专员职务后，请文博士选用次子建华做助手。他对生活没有奢望，这一点同文博士不同。文博士一心靠着“洋状元”这个头衔“打进”上流社会，唐先生所希望的不过是给孩子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文博士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都加以利用，然后“过河拆桥”，唐先生却是首先使他人占大便宜，自己不过从中揩些油水。“谨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铭”，他安分守己，甚至听到女儿议论一下社会的弊端都感到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事事如意。相反，他是步步失足，事事落空，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四处“运动”，结果文博士做了“明导会”专员之后，“助手”的位置却被方国器占据，建华依然是个谁也看不起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唐先生委屈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唯其自己在种种的限制中勉强挣扎，所以才老为别人修路造桥；别人都走过去，他自己反落在后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公认的修路工人，谁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他自己就谦卑的，低声下气的，忍受，服从……”。唐先生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势利，一心向上爬，在“腐臭的社会”力图抓一把，这些方面使人鄙弃；然而，他命运多乖，不断受比他更有办法的人捉弄，这些方面又使人同情。

　　唐先生的女儿振华的形象，在作品中还只是一个剪影。在振华的形象中寄托着作家的某些理想和希望。她的存在给了读者一线光明：在烂泥潭一样的社会中究竟还有品格正直、精神健全的人，并不全然是势利之徒。她严正地冷静地看着周围丑恶的现实，不肯同流合污。她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但是坚定、沉毅，给人以力量。她一针见血地揭破卢平福的“底细”：“他，臭虫，一辈子忙的就是吸人血。他也是留学生呢！”她敢于当面拒绝文博士的纠缠，并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文博士一流人的致命伤是：“他们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别人的光儿一下子跳起去。”“他们要顶好的事，要顶有钱的太太，并不看事情本身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并不为找个真能帮助自己的女子而结婚。他自居为最上等的人，总想什么力气也不卖，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她认为父亲的日日奔波是“空虚”，文博士的钻营是“糊涂”；有“这个腐臭的社会”才有“那样的事，那样的人”，她是把周围的丑恶现象同“腐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观察的。她对自己、对别人、对一切事都有一个极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个有着坚定生活信念的姑娘。她曾经对文博士说过如下的话：“我知道我长得不体面，资格低；我现在只想教小学生，将来呢，谁知道。无论怎么说吧，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敢高抬自己，也不肯轻看自己。我愿意这样，所以也愿意别人这样。我若是你，文博士，我就去找点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气都拿出来，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劳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些话反映着她刚强自立的性格，也反映着她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生观。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单薄的，作家似乎也无意多侧面地充分地展开描述。她只是作为四处钻营的文博士和萎糜奢侈的六姑娘丽琳的对照而存在的；有些时候又象是作家主观评价的“传声筒”。

　　《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闲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第十三章 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骆驼祥子》

　　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注：《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