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4章

　　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讽刺的效果。然而王举人的悲剧的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老舍说《火葬》“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注：《〈火葬〉序》。），这个立意，主要靠王举人的形象塑造来体现，应当说，作家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八方风雨》。）作家劳动的艰辛，于此可见。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重庆《扫荡报》连载，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续完；第二部《偷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以上两部共计六十七段。第三部《饥荒》则是老舍在美国期间完成的，一九五○年五月在上海《小说》第四卷第一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第六期载到第二十段时突然以“终了”收篇。这样，一百段的《四世同堂》，就变成了八十七段。直到一九七九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这部书时，仍是八十七段。一九八一年年初，胡洁青突然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协助艾达·普鲁伊特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缩写本，这个缩写本竟包括了《小说》月刊未刊出的最后十三段。这个发现使《四世同堂》复原了一百段的面貌。马小弥又一次承担了由英文译中文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