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6章

　　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注：《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革命思潮的激荡，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这些给他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注进了时代的内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结蒂，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一时代主潮所决定的。

　　旅居伦敦的岁月里，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在国外，他于教学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读《衣里亚德》（今译为《伊利亚特》）和《奥第赛》（今译《奥德赛》），他读《韩姆烈德》（今译《哈姆莱特》）和《浮世德》，他探索这些“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奥秘，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希腊的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阿瑞司陶风内司（今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丁的《神曲》都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他曾经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几种英译本（不管是韵文的还是散文的）都逐一读过，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专门论著。他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然，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译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国的福禄贝尔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是昼夜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这些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老舍的文学观的形成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他从康拉德严谨的写作态度里懂得了不应把“写作当种游戏”，他说：“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康拉德作品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海有关系，因为“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从这里，老舍领悟到应该“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在回顾英法小说家对于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时，他还说过：“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于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注：《写与读》。）老舍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教科书”的这种看法，同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是不谋而合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老舍同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许地山均有密切来往，他从读书和写作实践中领悟出同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老舍在当时还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以这种文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从他最初三部长篇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新文学运动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创作活动的初期，都曾经接受过欧洲文学的影响，有的是在欧洲文学的启示下开始从事创作的。鲁迅说他的《狂人日记》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郭沫若的《女神》则分明烙印着惠特曼诗风的某些痕迹。老舍在创作的初期，也大致经历着同样的历程。他的《老张的哲学》在结构形式上就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他在写作《老张的哲学》之前，刚刚读过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这两部作品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因为它们继承了流浪汉传奇小说的传统，所以在记述主人公的遭遇时，好象是信笔写来，有点散漫。老舍当时读外国作品还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于是选择了这两部书做为“画稿子”。《老张的哲学》在结构上的散漫，固然反映了老舍当时艺术表现上的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同狄更斯上述作品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这个作品的结构形式老舍是不满意的。当他构思第三部作品《二马》时，他有意识地纠正了这一点。他说：“《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的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注：《我怎样写〈二马〉》。）在结构上，他取法善于铺陈故事的康拉德，使《二马》线索单纯而又富于变化。他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长进。可以这样说，老舍的初期创作活动烙印着英国文学特别是狄更斯、康拉德的影响的痕迹，这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烙印着果戈理《狂人日记》影响的痕迹是一样的。当作家走向成熟的时候，这种影响便被化入圆熟的技巧之中，不复辨认了。

　　老舍在伦敦，连续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个长篇，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九二九年六月，他把《二马》寄给了《小说月报》，就离开了伦敦。

　　第三章 讽刺小说的新收获——《老张的哲学》、《赵子曰》

　　《老张的哲学》最初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七卷第七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续完；一九二八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赵子曰》也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八卷第三号（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以后第八号、第十号续载，至第十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续完；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连续出版，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上曾经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九二八年十月《时事新报》上曾经刊出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

　　《赵子曰》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学生的生活。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写北平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把赵子日等几个人的个性活活的浮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很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注：转引自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朱自清文集·二》。）

　　这自然是恰当而又公允的“评价”，它虽然是“广告”，然而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及风格特色都给予了要言不繁的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上的消息及两部作品的影响，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应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短篇小说创作，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为代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长篇小说创作却还没有几部思想上、艺术上都很坚实的力作。长篇小说创作还需要经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正是发表于这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初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