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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抵达驻蒙古使馆（3）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鸡。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国公安部派定了法医，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顾中国使馆的抗议，迅即开庭判了窦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内还不准使馆去人探视。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是蒙方对其留学生被判刑的报复。
听了老姜和小毛的介绍，使我对中蒙关系的现状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
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中午饭后，老姜陪我在院中散步。我把那张载有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报纸，交给公务员转送张大使。我向老姜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概，问他张大使干吗要看这张报纸。老姜说，使馆订阅的国内报纸，要十多天后才能来，因而大家每天晚上要听国内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张大使是“老外交”，很重视调研工作，对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关心。但是电台广播不可能把长文章字字播放，所以还得看报纸。我想，张大使等不得报纸从国内寄来，就索看这篇文章，除了关心国内形势，可能还预感到些什么。
外交拜会
新年将到，张大使指示要我尽快开始拜会蒙方有关人士，争取年前要见到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便于日后开展工作。老姜同小乌一起，拟出了一张二十多名对象的拜会名单，经大使同意后，办公室打印照会，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过了一个多星期，礼宾司12月25日复照同意拜会名单中的十八人，并首先安排拜会三司司长。小乌讲，蒙方安排拜会时间比较快，拜会的人也较多，这是相当友好的表示。小乌告诉我，蒙古外交部三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现任司长是礼宾司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的丈夫，图门同中国使馆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友好。
蒙古外交部地处市中心政府大厦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广场和一条马路，是个三层楼房建筑。外交部内设将近十个司，中国使馆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有礼宾司、领事司、亚洲司(也称地区二司，一司为欧洲司)和对外文化联络司(也称三司)。蒙古的建交国有五十多个，但在乌兰巴托设使馆的仅有十一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法国一家。
12月28日，离过年还有三天，小毛陪同我拜会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奥尔索。在外交部楼一层一个小型会客室见到这位司长，他是个细高个，穿着一套合身的带条纹灰西服，与我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严谨的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双方寒暄后在沙发上坐下。他问我：
“秘书同志，过去您在哪里工作?”
“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到文委以前在山东做过政府工作，还当过教员。”我回答。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