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风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l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二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