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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约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柏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千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切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l)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观。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这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水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中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